新加坡華人人口將近280萬，占全國總人口74%以上，是大中華地區外唯一的華人主體國家。
181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打開了新加坡市場，港口全面開放，新的商機浮現。
而從19世紀開始，中國逐漸處於內憂外患中，人民深受貧困、飢餓和戰爭之苦，部分東南沿海的漢人不斷漂洋過海來到新加坡謀生。華人們將中國的絲綢和茶葉通過新加坡，轉售給歐洲商人，然後將印度的商品帶回中國。
在資訊不發達的年代，大部分人來新加坡的中國人都是通過宗親關係相互推薦，他們的文化程度都不算高，沒有一技之長，且還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們只能通過宗親力量抱團取暖，逐步形成了各種小圈子。
中國國內政局波動、戰亂頻繁，19世紀初到20世紀中，新加坡經歷了兩波華人移民浪潮。說粵語的廣府人、說閩南語的福建人、說潮汕話的潮州人成為了新加坡三支最具有影響力的社群。
除此之外，還有客家人、海南人、上海人等的社群，新加坡擁有大大小小的漢族民系（按方言）大概20個。
儘管華人占據絕對優勢，但新加坡人的凝聚力還不算特彆強。華人的祖籍十分複雜，由於已經身處一個華人為主的社會，在沒有種族紛爭的前提下，華人統一的身份認同並不突出。
在大英帝國的「庇護」下，新加坡當時的內外環境良好，不用擔心外敵入侵，各種族和睦相處，華人依舊會根據所屬的民系、方言而形成「小團體」。
用新加坡語言學者的話說，當年的新加坡語言環境就像一片熱帶雨林，雜草叢生，很亂但又欣欣向榮。
新加坡的四種官方語言
一、重塑身份認同、凝聚華人力量
到了二戰，國際形勢急劇變化，華人統一意識的由來。1942年2月15日（農曆新年），新加坡英軍向日軍投降，新加坡開始了3年的日據時期。
由於新加坡是華人主體社會，且華人積極援助中國的抗日戰爭，為報復新加坡對中國抗戰的支援，日本對新加坡進行了統治，將近2萬新加坡華人被進行了清洗。
南洋華人匯款回國、義捐之數達50億元，而1939年中國政府的戰費才不過18億
日軍的暴行激起了華人們共同的身份認同。日本戰敗後，英軍重返新加坡，但威信已大打折扣，大英帝國不再戰無不勝，也間接的增強華人的「獨立自主」的政治意識。
「去殖民化」浪潮下，英國逐漸讓殖民地自治和獨立，新加坡要資源沒資源，要土地沒土地，選擇加入馬來西亞聯邦或許在當時是一個最佳選擇。但由於馬來西亞方面執意要建立「馬來人的馬來西亞」，華人主體的新加坡最終被踢出聯邦。1965年，新加坡被迫走向獨立。
在這段時期，新加坡華人估計是最不好受的，面對來自馬來西亞、印尼頻繁的排華暴動，夾縫生存的新加坡擔憂未來該何去何從。
126贊成、0票反對，大馬國會將新加坡驅逐，圖為1965年李光耀在國家電視台節目上哭泣
從日據時期到新加坡建國，新加坡的華人擺脫了以往「小團體」單打獨鬥的狀態，逐步建立了統一的身份認同。
在建國初期，面對險惡的地緣環境，新加坡領導人更要凝聚國人的力量，統一的思想和意識基礎已經建立起來，提高華人身份認同還需完成最後一步—語言的統一。
二、「普通話」該怎麼選？
由於被印尼、馬來西亞這兩個伊斯蘭文化國家包圍，且新加坡國內仍有部分馬來人和印度人，因此，領導人李光耀強調「種族平等」的意識，淡化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的差異，強調統一的「新加坡人」的身份認同。
雖然英國人從1819年開始就到了這裡開埠通商，但英語僅是新加坡上層精英通用的語言，對於平民百姓而言，無論是當時中國的普通話、還是更具有國際化的英語，都離他們很遠，也與他們沒有太大的關係。
被兩個伊斯蘭大國包圍，新加坡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
為了找到各個種族的平衡點，新加坡決定把英語作為國家最通行的語言和各民族共同語。但經歷了日本侵略、被驅逐大馬聯邦後，新加坡華人的身份認同也越來越明顯。
脫離聯邦後的一年（1966年），李光耀實施「雙語計劃」，即新加坡國民需掌握英語和本民族語。但華人籍貫複雜，如何選擇一個共同的華語成為了當前需要討論的問題。
由於祖籍福建的人占最多（40%），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福建話（閩南話）成為了所有華人的共同語。但最終，李光耀決定把中國的北京官話作為華人共同語。
然而，新加坡的華人構成里，來自北方的漢人少之又少，說北方官話的人更是微乎其微（2%左右），但為何新加坡依舊選擇把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的普通話（國語）作為官方的漢語，而不是福建話呢？
天福宮—閩南人在新加坡最早的寺廟，福建話在新加坡長期為共同漢語
首先，新加坡在建國初期就急需發展經濟，作為一個沒有戰略縱深的彈丸小國，新加坡人的生存意識十分強烈，做事講究「實用性」。
放眼世界的華人圈，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均把北京官話作為官方漢語，從實用性來說，北方方言更具有競爭力。李光耀當時就意識到中國的未來潛力無限，推行與中國一樣的普通話有更大的經濟效益。
新加坡領導人非常講究高效、實用，1969年設計出了一套自己的簡體字表，1976年後完全採用了中國大陸的簡體字
其次，新加坡最具有代表性的三支華人群體—福建人、潮州人、廣府人，在華人人數中的占比均不超過50%，三個群體勢力彼此較為平衡。
如果執意選擇福建話作為統一的華語，並在教育系統中使用，也許會招致其他華人民系的不滿，而選擇較為「中立」的北方官話就沒有這方面的顧慮。
儘管新加坡已經選定了與中國一樣的普通話，並稱之為「華語」，但當時提倡更多的是華人三語能力（英語、華語、漢語方言）。李光耀覺得，基於新加坡彈丸小國的國情，如果過分在這語言問題上耗功夫而不去考慮經濟民生等問題，新加坡連立國之本都沒有。
華人使用不同方言這個根深蒂固的習慣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國民交流並沒有優先使用華語，且三語能力不符合領導人講究實用性的初衷，領導人認為這對大多數人來說負擔過重。
出於政治經濟的顧慮，為了有效推廣國家政策，1979年，新加坡設立推廣華語理事會，從官方層面進行「講華語運動」。
三、限制方言，強力推英推普
李光耀認為，國民的華語能力之所以不強，是因為方言的大範圍使用。政府決定「凈化」新加坡的中文環境，限制各種漢語方言的使用。
「講華語運動」的初衷是讓所有年輕華人在5年內停止講方言，10年內在公共場合掌握流利的華語。為了打破方言群的隔閡，創造一個純凈的華語環境，1979年開始，「講華語運動」每一年都制定年度目標，並設計一個口號。
從1981年開始，電視和廣播的漢語方言節目幾乎停播，只允許少量播放。傳統媒介中的方言不再被鼓勵，方言逐步收窄成為家庭用語。在學校里，學生講方言被罰款，有些甚至還得把「我不再講方言」寫幾百遍。
沒想到，推廣華語運動開始幾年後，就連華語也要為英語讓路了。在建國的頭20年，以英語為國家通用語的政策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通過發展轉口貿易和承接西方產業轉移，新加坡經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英語牢牢占據主導位置。
即便官方層面依舊推廣華語，但英語帶來的經濟效益是新加坡領導人不能拒絕的，新加坡推廣英語的力度要明顯大於推廣華語。
為了進一步方便學習和掌握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吸引西方國家投資，拉近華裔、印度裔、馬來裔的團結，政府鼓勵華人讀英校，而早期的華校畢業生常遭遇就業問題。
新加坡唯一的中文大學—南洋大學也併入了新加坡國立大學。後來，新加坡對以華語為媒介的華校關停並轉，所有中學以英語為教學語言，華語逐漸成為外語課。
四、華語推廣效果好，但也飽受質疑
講華語運動開展將近40多年，基於北方方言的新加坡「華語」掌握人數大增，成為了華人共同的通用語，形成了具有新加坡特色、有別於中國普通話的一種當地文化符號。
但新加坡對英語的偏重，讓推廣華語的效果大打折扣，部分原本以方言為家庭語言的華人並沒有改說華語，而改說了英語，以英語為家庭語言的華人劇增。
許多說方言的家庭直接改為說英語，而不是華語
因為實行英語為第一語言的政策，華人的中文水平參差不齊，雖然普通的華語交流不成問題，但華人普遍的中文能力遠不如馬來西亞，更不及大中華地區。
在英語、華語的雙重「威脅」下，新加坡的漢語方言更是逐漸式微，尤其是新加坡的華裔90後，華語能力不行，方言又不會說，而最終索性把英語當成母語的現象比比皆是。
建國50多年來，憑藉著華人的勤奮與智慧，新加坡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富有活力的華人社會之一。新加坡的成功固然與它的地理位置有關，但政府的語言政策也在幕後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然，新加坡政府並非沒有後顧之憂，一方面，新加坡意識到英語帶來的巨大效益，英語為國家通用語的地位不會改變。
另一方面，隨著國家富裕起來，加上中國經濟在21世紀步入快車道，越來越多華人意識到文化的重要性，重尋中華文化之根，不願國家全盤西化。
近年來，新加坡試圖調整和扭轉這狀況，想搭上中國經濟騰飛順風車的新加坡政府不惜拿出巨資聘請中國老師，本地興起了中國文化通識課、中文課。
此外，政府對漢語方言的態度也有所改變，逐步放開對於漢語方言的限制，福建話、粵語、客家話方言節目重新回到電視頻道，越來越多華人願意學習祖先的語言。
從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來看，新加坡無疑是成功的，但礙於國土有限，地緣文化環境不友好，國際關係的變化莫測，新加坡的文化政策也時常在東西方中搖擺。
但國父李光耀曾告誡新加坡國民，華人不屬於西方文明，不了解本民族文化，就會在兩種文化中迷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