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及隨之而來的經濟波動影響，大筆資金彙集到新加坡避險。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數據顯示，今年4月份新加坡境外居民存款猛增44%，至621.4億新幣的最高水平。
存款來源包括其他國家的居民，在海外工作的新加坡人，以及新加坡境外的公司。
香港和新加坡一直在國際金融中心第三名的位置上不斷輪換交替，然而資本避險為何選擇了新加坡，而非香港呢？
新加坡和香港都具備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三個優勢：
1）健全、透明、高效的法律制度。
香港和新加坡都繼承了英國普通法體系，與國際通行法律體系接軌。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是"歐洲以外最受歡迎的首選仲裁機構"、全球第三大仲裁機構，以及進步最快的仲裁地。 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緊隨其後，排名第四，進步程度，位列第二。
2）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士。
QS世界大學排名中，四所香港的大學入圍全球前100名；新加坡入圍兩所，新加坡國大學立排名11，南洋理工排名12，為亞洲排名最高的兩所大學。
兩座城市的大學質量和密度也是亞洲罕有。
3）世界級的機場，港口等基礎設施。
機場是國際交通最重要的設施，國際航空運輸評級組織Skytrax發布的2019年度全球最佳機場排行顯示，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排名全球第一，香港國際機場全球第五，成績都十分耀眼。
然而，兩個金融中心的區別也是明顯的：
新加坡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經濟模式，必須周旋於美中印、東南亞，及其他經濟貿易夥伴之間。
加上其獨立的主權地位和精英治理方式，新加坡更注重發展多邊貿易，更加注重商業效率。
香港靠近大陸，大陸公司更傾向於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而且重視中國內地市場的跨國公司也常將亞太區域總部放在香港。
所以香港經濟很大程度上依賴中國大陸經濟的高速發展。
香港為了放大這一優勢，2015年提出成為中國內地與世界的"超級聯繫人"的定位。
官方2017/18年度的數據顯示，在中國內地全年所獲得的1250億美元的外地直接投資（FDI）中，80%是通過香港流入的。
PIIE智庫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在香港的存量達到6220億美元，相當於香港同年GDP的170%。這代表著大量內地企業通過香港投資全球。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表示，羨慕香港依託中國內地的地理位置。中國這樣一個世界第二大且仍然在以較高速度增長的經濟體，這是新加坡所沒有的。
然而香港依託大陸的優勢，也恰好是它的潛在風險。
在世界經合組織發起的CRS反避稅活動中，香港不僅執行了世界規範，還配合了大陸對於查稅追稅的政策。
一批一批的銀行關戶，越來越嚴的開戶審查，動搖了相當一部分大陸高凈值人士在香港存放資產的選擇。
香港暴亂和《逃犯條例》風波則動搖了香港土本富豪的安全感對香港的信心，導致了香港本土資金的外流。
新加坡國立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治理制度與機構研究中心主任盧耀群曾毫不避諱地表示：香港的政治為新加坡帶來的一些好處立竿見影，一些金融大亨已將資金從香港移走，移到了新加坡。
《路透社》2019年6月14日報道了對一位匿名香港投資顧問的採訪：
其客戶是一名商界大亨，擔心自己的政治立場曝光，已把香港花旗銀行帳戶中的1億美元轉移到新加坡花旗銀行；還有其他人也在這麼做，資產轉移的目的地都是新加坡。
另一家香港國際銀行私人銀行業務主管也匿名稱，沒有政治風險的香港富豪出於資金安全的考慮，也在從香港向外轉移資產。
香港和中國大陸的"超級聯繫人"像一把雙刃劍，在促進香港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制約了香港的獨立地位。
正如李光耀所說：新加坡對香港最大的優勢就是北京管不到。這一優勢在CRS背景下更是顯得尤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