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有研究機構指出，新加坡「擊敗」香港，成了亞洲私人住宅最貴的城市。
類似的標題，在一知半解的讀者看來肯定聳動。但對新加坡情況稍有了解的人，應該很快會留意到重點：這裡說的是少數人口所住的私宅，而大多數新加坡人其實都住在價格可負擔的政府組屋。
沒什麼大不了的。
不過，若年輕人都把擁有價格昂貴的私宅當作人生目標，這類人生觀的背後因素就值得探討一番了。
本地英文媒體《今日報》的一份調查顯示，有78%的新加坡年輕人表示「擁有一間私宅」是他們的其中一個人生目標。
這份調查訪問的是1000名年齡介於18歲至35歲的年輕國人，涵蓋了所謂的千禧世代（Millennials）及Z世代（Gen Z）。
有調查顯示，本地有近八成年輕人把擁有私宅列為人生目標之一。（聯合早報檔案照）
只是現實和理想終究有不小差距。
超過八成新加坡人都住在政府組屋。有地私宅或公寓，在本地是毋庸置疑的窄門。
私宅和政府組屋的價格不可同日而語，普遍被視為財富的象徵。
因此，是否擁有私宅，很常與一個人的社會流動掛鉤：
小時候住在組屋，長大後入住私宅，成為一種社經地位有所提升的具體表現。
但進一步細究，本地年輕人以擁有私宅作為人生目標的原因卻又不僅於此。
因為調查還發現，有70%受訪者擔心他們的下一代陷入無法負擔住房的困境。
換句話說，可以合理推測，年輕人想擁有私宅的部分出發點，是為了能在將來給後代子孫留下一間可以傳承的房子。
受限99年屋契的組屋無法實現這種可能，但部分屬於永久地契的私宅卻可以。
本地部分私宅屬於永久地契。（合登集團）「房事」是新加坡的「最大件事」
這種擔憂下一代買不了房的情緒其來有自。
近年來，本地轉售組屋價格屢創新高，預購組屋的工程又因疫情等因素出現一定程度延宕，不少年輕家庭等候時間變長。
私宅價格飆漲，也讓不少人擔憂可能對原本可負擔的組屋價格產生外溢效應。
火上澆油的是，生活費飆漲也找上了門。
層層因素疊加，年輕人難免對房價產生巨大心理壓力，仿佛「居者有其屋」的夢想越來越高不可攀。
年輕人對組屋接下來的可負擔性存疑，或導致他們衍生給傳承房子給下一代的想法。（聯合早報）
還有一種老生常談的誤區就是：人們總愛拿過去的價格比較，像是以前的雜菜飯賣多少，組屋多少錢可以買到云云……但過程中卻往往忽略通脹因素，東西單價是變高了，但人們的收入也相應增加，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直接拿古早時期和現今組屋的售價做比較，可能會產生一種今不如昔之感。
這些因素，或可解釋年輕人為何有種不安定感，擔心下一代會比自己更負擔不起公共住房，進而衍生了擁有私宅，以留給後代子孫的想法。
值得一提的是，實際的情況未必如年輕人所想的那般慘烈。
根據國大房地產系教務長講座教授程天富的數據，過去20年本地無論預購組屋或轉售組屋的房價收入比（price-to-income ratio）中位數，皆低於5倍。
也就是說，組屋的價格中位數是新加坡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的五倍，組屋仍是可負擔的。
如果將組屋的額外津貼納入，本地家庭的負擔能力還會進一步提高。
換句話說，這種被房價壓得喘不過氣的壓力，或許源於其他因素，例如對組屋的所在位置太過苛求（即所謂的「買不起」還是「抽不到」？）、過多考慮組屋在住滿最低居住年限（MOP）後轉售的可獲利性，抑或是百萬組屋的特例被放大檢視。
總之，年輕一代對住房需求的焦慮，何以和當局強調組屋依然可負擔的論調背道而馳，是必須進一步深究的。
近年來組織家庭申購組屋的年輕國人相較老一輩更容易產生擁屋不易的焦慮感。（海峽時報）遙不可及的夢想會逐漸幻滅
年輕世代把擁有私宅列為人生目標，但在寸土寸金的新加坡，物以稀為貴的私宅對大多數人而言，顯然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根據《商業時報》今年6月的一篇報道，本地私宅的房價收入比為13.7倍，遠高於政府組屋的4.5至4.7倍。
凱度政策發展、評估與數據分析主管梁振雄博士認為，年輕世代的成長階段剛好是全球經濟最蓬勃發展的時期，因此難免會希望能「給自己最好的」。
但在新加坡只有兩成人口住在私宅的現實中，這樣的夢想更多時候註定是要幻滅的。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的陳恩賜副教授則認為，年輕人想擁有私宅的情況必須警惕，因為這可能導致社會緊張，使人們產生一種被不公對待的相對剝奪感。
但他也強調，新加坡人的適應力強，他相信假以時日年輕人會重新思考人生的優先選項，而不僅僅以物質條件衡量生活品質。
換言之，年輕人會隨著年齡增長漸漸認清現實，繼而調整對擁有私宅的期望。
然而，倘若年輕人是因為擔憂下一代買不起房而想擁有私宅，那現階段就有必要審視年輕一代為何普遍存在這種焦慮感，調控組屋房價必須確實有效進行，避免這種焦慮進一步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