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英”到“流氓”:新加坡地下组织的世纪悲欢

2019年11月03日

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在后殖民时期及冷战格局之下,曾出现过相当热烈的左翼运动,然而马共在战后未及3年的1948年6月发动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部队深入雨林战斗,导致英国殖民地政府颁布紧急状态,全面禁止任何跟共产主义有关的组织和活动,从而迫使新马地区的左翼团体走向地下化。

从“抗英”到“流氓”:新加坡地下组织的世纪悲欢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与马来亚是一衣带水的关系。战后英国人重返,随即在宪政和治理上强行使两地分离。基于政治及地理条件的限制,马共武装斗争在新加坡没有开展的空间,惟有透过地下外围组织对工会、学校和农村进行渗透。1948年9月,“星洲人民抗英同盟”(“抗盟”)便是在这种氛围下成立,并积极在学生、工人和青年之间广泛吸收盟员。

从“抗英”到“流氓”:新加坡地下组织的世纪悲欢

新加坡华侨中学

“抗盟”分华语和英语两个分支,前者以华校背景的中学生为对象,后者则锁定当时还设址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的大学生,以及各族群的知识菁英。战后学生普遍超龄,加上见证抗日的历练,使中学生心智相对成熟,对政治与时局也异常关注,因此率先于1949年初就在校园里成立了第一个“抗盟小组”,来年的1950年才有“抗盟英语组”的成立。不过据称“英语组”成员因思虑不周延、行动不严密,很快就引起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注意,经过1951年1月的一场大逮捕行动以后,组织严重受创,形同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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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马来西亚殖民当局捕杀马共

相对而言,让殖民地政府感到更棘手的其实是地下活动力和执行力强大的华校生。以华侨中学为例,“抗盟”学生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和禁书,在夜里摸进教室,将马共星洲市委出版的《自由报》及其他革命宣传塞入同学们的抽屉里,又在校园的树上悬挂五星红旗。学生这些举动渐渐引起殖民地政府不安,遂使有关当局加大力度对校方施压,除了密切监视特定学生、加强巡逻校园、搜查宿舍等措施,政治部还派员到校突击检查和扣押学生,又勒令学校开除高二班学生数十人,继而强制该校无限期停课,以及永久关闭寄宿生宿舍。

华侨中学经过一波整顿后获准复课,校园表面上恢复平静。同学们回校后也不再在教室里发传单、在操场上插红旗,他们转而专注办活动,如篮球锦标赛、跨校野餐会、电影招待会等。华校生擅长以活动的形式进行串联,他们在大型的野餐活动中透过演出、游戏和歌唱来传达信念和讯息,在电影招待会为灾民筹款,以行动鼓励青年学子关怀社会民生、投身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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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华校生这类跨校联系的活动形式更不见容于殖民地政府。这导致许多活跃于校园地下活动的同学在上课时间被闯入学校的警察逮捕和监禁,许多人因非本地出生遭到遣返,另一些人则自愿被驱逐出境而前往中国,那些在校园搜捕过程中及时逃走或因身份曝光不能回校的学生,从此过着四处藏匿的地下生活。因此, 1950年代的新加坡华校生因怀抱反殖精神、追求进步思想、参与地下组识、阅读禁书、跨校串联而辍学,被迫“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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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马来西亚殖民当局捕杀马共

对华校生而言,“抗盟”是他们投身左翼政治而推开的第一栅门,里头充斥理想和风险。“抗盟”基于严密而不允许横向发展,以免盟员在被捕或变节时牵连出其他组织关系。然而垂直、单一个人的发展形式却严重限制了它的组织能动性。根据口述历史,一个地下组织成员惟有通过考验和试炼才有可能晋身为共产党员,因此“抗盟”吸收盟员的程序十分繁复:首先锁定对象,然后提供他书面阅读材料,如《自由报》或向他介绍革命文学,使之成为“读者”;经过观察的“读者”则以执行简单的任务作为检验,如指派他去发传单、贴标语或没收身份证等,若表现沉着将被接受为盟员;在盟员阶段,表现好、觉悟高者,就有可能被提拔为党的同情者,继而晋身为候补或预备党员,最后转正成为正式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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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貌似严密、审慎而耗时的招募程序,其实效益不彰,而且对“抗盟”的开展大有妨害。1950年代虽然是学生运动蓬勃的年代,但校园经过反国民服役法、中学联等一连串学运的冲击,反而使“抗盟”发展盟员的空间受到压缩。与此同时,马共的武装部队在1953年陆续从马泰边区撤出国境,在1955年的华玲会谈无功而返,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几乎失去继续战斗下去的正当性,使远在新加坡的“抗盟”作为马共的外围组织,面向外在局势丕变不无彷徨。为了配合新加坡的形势及发展更公开合法的斗争形式,马共遂于1957年解散“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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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抗盟”的停摆并没有瓦解马共在新加坡的地下布局,只是马共的历史似乎摆脱不了流亡的宿命。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在1963年2月2的“”中逮捕了110名左翼分子,其中包括从行动党分裂出来的社会主义阵线人士、工会领袖、地下组织成员及共产党员,使新加坡的泛左派阵营大受打击。不过马共方面基于“保(存)干(部)”原则,早已于1953年部署了一条“秘密航道”,通过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小岛转运,成功将“抗盟”的重要干部输送到印度尼西亚首府雅加达,之后再辐射出去其他城乡或岛屿,使他们在当地从事“上山下海”的工作,以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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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流亡队伍散布在印度尼西亚各地,外部环境困难,内部斗争也相当剧烈,其间不断有成员掉队、脱离和失联。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以最基本的组织型态维系下来,并于1970年代分批经澳门进广东,辗转加入马共在湖南的广播电台工作,再于1980年代加入马泰边区的游击队。不过,他们之中许多人,因脱离组织下落不明,或被滞留在印度尼西亚终老,成为这场革命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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