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之新加坡武汉 细说百年狮城武汉情缘

2020年02月24日

2019冠状病毒疫情数周以来从中国武汉开始肆虐,继而迅速蔓延到中国其他省市和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包括3500公里外的新加坡。不同于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对许多新加坡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没想到,此次疫情让所有新加坡人对武汉这个地方突然留下了深刻印记,甚至媒体在疫情暴发初期直接把新病毒冠以武汉之名,令人唏嘘。其实,早年新加坡和武汉两地有着不浅的情缘和千丝万缕的联系。

位于新加坡桥北路,毗邻武吉士,有一座高耸入云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金黄色大厦——侨福广场(Parkview Square)。这栋地标建筑物前方有一座金鹤雕像,鹤呈迎头展翅北飞状。雕像的基座上刻了一首诗提名为《黄鹤楼》的七言小诗:“故国昔有黄鹤楼,北望神州几千秋,黄鹤展翅飞万里,伟哉狮城见鹤楼”,落款为“鹤楼主人”。此诗中的黄鹤楼就位于武汉,始建于三国时代,距今约1800年。黄鹤楼乃中国人文胜记,历代文人墨客都先后到这里吟诗作赋,其中崔颢和李白的诗句更使黄鹤楼名扬天下。侨福广场前的这座雕像和诗刻应该是开发商“鹤楼主人”对这栋建筑的良好祝愿,期望武吉士的侨福广场能够像武汉的黄鹤楼那样成为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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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福广场前的雕像和诗刻应是开发商“鹤楼主人”对这栋建筑的良好祝愿,期望它能够像武汉的黄鹤楼那样成为传世之作。(作者提供)

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

武汉,简称“汉”,别称“江城”,是中国国家级中心城市和经济地理中心。武汉素有“九省通衢”的美誉,是中国客运量最大的铁路、公路、内河航运和航空枢纽之一。“黄金水道”长江及其最长支流汉水横贯市区,将武汉一分为三,形成了武昌、汉口、汉阳三块区域隔江鼎立的格局,近代以来统称为“武汉三镇”。

殖民时代南洋与武汉

殖民时代南洋华侨心系中国局势之安危,包括新加坡华侨在内的大批仁人志士积极投身中国的政治运动。第一波潮流是维新派康有为和梁启超领导的变法,希祈中国走上君主立宪,工商立国的道路。可是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不流血的政治改革变得前途黯淡。

当时人称“南洋诗宗”的新加坡儒侠巨富邱菽园是康梁的积极拥护者,他创办《天南新报》宣传维新思想,也曾通过康有为斥巨资赞助汉口维新党人唐才常指挥的自立军勤王之役,目的是推翻慈禧太后,营救光绪皇帝。唐才常策划于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际在汉口和汉阳等地起事,可是由于唐未能得到康有为原先许诺的在南洋募集的钱款,起义计划败露进而遭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围剿。此后邱菽园因张之洞的策反以及汉口捐款去向之争和康有为反目,转而向中国捐白银万两救助天灾得以和清廷和解。晚年邱菽园家财散尽潜心禅修,但仍时常撰文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告。

第二波潮流是孙中山领导的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制的全国性革命。新加坡先贤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和林文庆等都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南洋筹款和政治宣传立下汗马功劳。1911年(农历辛亥年),革命的高潮武昌起义就发生在武汉,并成功建立中华民国。林文庆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辛亥革命成功后旋即在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兼医官以及内政部卫生司长,后又于1916年出任外交部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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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庆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南洋筹款和政治宣传立下汗马功劳。(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林文庆的连襟伍连德(两人同是南洋侨领黄乃裳的女婿)是中国第一位现代医学家,作为政府任命的总医官曾经成功抗击了东北鼠疫和霍乱的暴发,为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学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林文庆的长子林可胜1925年从英美学成后到北京投身医学教育,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只身前往武汉组织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在武汉会战前线为救助国军将士贡献力量,1942年又随中国远征军到达缅甸出任中缅印战区的医药总监。

1927年随着中国国民党由南向北推进与北洋军阀的内战,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决定将武汉三镇合并为京兆区(首都),使其一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的武汉国民政府邀请曾经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陈友仁出任外交部部长,而著名文学家林语堂也追随陈友仁来到武汉出任外交部秘书。

陈友仁是加勒比海岛国的归国华侨,精通法律和国际谈判,他一生最著名的事迹就是在担任外交部长时以强硬外交手段收复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创造了弱国取得外交胜利的神话。1941年陈友仁被日军拘捕并于长期软禁时期病逝,其遗孀张荔英直到二战结束后才获得释放并在1954年来到新加坡任教于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南艺前身),为新加坡的美术事业贡献了近40年的余生。

陈友仁在武汉时的得力助手林语堂也于1954年来到新加坡受聘担任南洋大学首任校长,可是后来由于和校董事会意见不合,在大学开学前离职。

武汉文艺界南来筹款

1938年8月13日《南洋商报》头版新闻报道武汉会战战情:“长江大会战展开前夕,我精兵百万保卫武汉”。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地区同日军展开的一场大型会战。1938年6月至10月,两军共陈兵150万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数百次战斗,战场遍及湖北、安徽、河南、江西四省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武汉会战以日军惨胜告终,两军共伤亡50万人以上。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元气大伤,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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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13日《南洋商报》头版新闻报道武汉会战战情。(作者提供)

武汉会战期间,武汉的文艺界人士组织成立了大名鼎鼎的武汉合唱团,全团一行28人应南洋华侨筹赈总会邀请来到新马各地演出,为抗战筹措资金和物资。武汉合唱团演出了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歌曲,例如《八百壮士》和《长城谣》,还有歌剧《扬子江风暴》等,这些曲目强烈地震撼了南洋华社。

李豪随武汉合唱团南洋巡回

武汉合唱团中有一位活跃的团员李豪女士,她1915年出生于武汉,自小就展露音乐才华并接受了严苛的古典音乐教育,从上海国立音乐学院毕业后回到汉口担任中学音乐老师。随武汉合唱团在新马巡回演出后,李豪曾短暂执教于南洋女中,后负笈英国继续深造。李豪于1951年再次回到阔别的新加坡,同时在中正中学、华侨中学和育英中学担任音乐老师,并在第二年组建了本地最负盛名的歌唱团体——李豪合唱团。她以无私的教学热忱、独特的人格魅力在半个多世纪里为新加坡培养了大量的音乐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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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本地音乐家李豪年轻时随武汉合唱团来南洋巡演。(档案照)

资深艺人白言来自武汉

早期从武汉南来新加坡的文艺界人士中,还有一位不可不提的,就是去年才以百岁高龄逝世的著名演员白言(原名阎伯元)。白言三四十年代随歌舞团来到南洋,婚后不久定居新加坡,并开始以魔术、杂技、歌舞和诙谐短剧等舞台演出为观众所熟知。1985年,已年届65岁的白言获邀加入新广(新传媒前身)成为家喻户晓的银屏演员。白言在1996年荣获《红星大奖》终身成就奖后退休,十几年间参演了多部本地剧集的演出,也曾言传身教提点过大批中青代新传媒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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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本地资深艺人白言在武汉出生。(档案照)

新移民许多来自武汉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武汉历来有尊师重道的严谨求学之风,而且全市大学和科学研究院所林立,拥有几乎全国仅次于北京和上海的高等教育资源,这其中就包括了全国排名前十的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武汉为全国的经济发展输送了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 虽然没有具体统计数据,新加坡的新移民中就有不少来自武汉,或者曾经在武汉求学。他们大多是专业技术人才,广泛分布于工程、金融、教育和医疗领域,为第二故乡的发展贡献著自己的力量。除了专业技术人才,也有不少来自武汉的体育健儿代表新加坡在国际体育赛事上争金夺银,这包括两次夺得亚运会游泳金牌的陶李,以及曾获得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双打冠军的伏明天(其堂姐是中国跳水皇后伏明霞)。

与此同时,在武汉和周边地区经商、工作和求学的新加坡人估计也有数百人。新加坡大型上市企业如凯德置地和丰益国际等都在武汉有大量的投资。仅仅这次为了应对冠病疫情暴发,新加坡分别于1月30日和2月9日执行两次撤侨,共载回266位公民。

回首当年,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都曾经把相隔千山万水的武汉和新加坡联系起来。而这一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又给处于暴发中心的武汉和海外确诊感染率攀高的新加坡带来了艰巨的挑战。有待观察的是武汉和新加坡采取了大相径庭的抗疫策略,武汉进行的是一场严防死守的封城之战;而新加坡貌似以逸待劳,实则在分级调控之下对医疗资源、公卫教育、劳工政策、企业财务纾困等多个领域进行了统筹规划。

“江山异域,风月同天”,希望江城人民和狮城人民能殊途同归,早日拨云见日取得冠状病毒会战的胜利。 记者:张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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