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各类人口统计中，你可能经常会看到这种字眼：FDW除外。
根据2019年9月新加坡《2019年人口简报》数据，截至2019年6月，新加坡总人口570万。其中，新加坡公民（SC）人口为350万，永久居民（PR）有53万人，其余168万都是非居民人口。
数据来源：新加坡总理公署
被列为非居民人口的168万人，分布如下：
外籍学生（4%）= 6万7200人
EP持有者（11%）= 18万4800人
SP持有者（12%）= 20万1600人
WP持有者（41%）= 68万8800人
FDW（15%）= 25万2000人
本地公民、永久居民和外籍人士家属（17%）= 28万5600人
除WP准证持有者和家属准证持有者各占41%和17%之外，非居民人口中排行第三的群体就是FDW。
FDW（Foreign domestic worker）在新加坡指的就是女佣群体,占据新加坡外来人口15%的比例，总数达到25万2000人。
在新加坡，几乎每5户家庭中就有1户雇佣女佣。
Experian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女佣的存在为新加坡做出了近9亿美元的经济贡献，约占新加坡全年GDP的2.5%。
尽管在人数和经济贡献上都占据了不小的比例，但是女佣于新加坡而言，依旧是“无处安放”。
01. 从“妈姐”到女佣
在新加坡，女佣这个角色其实有历史的演变。
在1930到1970年代，有些富裕家庭聘请女佣在家料理家务和看顾孩子。在非常富裕的家庭里，每个孩子会由一个专属的女佣照顾。那时的女佣，大多来自中国广东顺德和东莞，标准打扮是白褂黑裤、留着长辫子，称为“妈姐”。
由顺德区妇女联合会编著的《顺德自梳女》，其中有个段落“风行东南亚的保姆品牌——顺德妈姐”，是这样写的：
“随着国际丝价的下滑，顺德缎丝业在上世纪中期也逐渐走下坡。一直从事操丝业的自梳女们结伴远行，飘洋过海来到南洋各国，走进大户人家中充当佣人。这些豆荔年华的女孩子，不仅敏慧勤快，且奉行独身，很快就成为南洋保姆市场上的热门。在20世纪30年代南洋各大城市的市场，人们每天早上都会看到这些身穿白衣黑裤，脚踏木屐，手持菜篮的女孩子来到市场 问价买菜……”
当时聘请妈姐的不光是华人家庭。赫纳・辛哈夫人 (Mrs Hena Sinha）是新加坡家庭计划协会的前会长，她也曾聘请妈姐照顾自己刚出生的宝宝。
“妈姐”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新加坡本地文化研究员李国梁著有《广东妈姐 (Majie from Guangdong): 顺风下南洋 德行传人间》一书，追溯妈姐南下打拼、生活习俗及如何终老，勾勒妈姐群体的精神面貌。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家里也曾经有一位来自广东顺德的“妈姐”欧阳焕燕，今年已经99岁，曾在李光耀家里打了40年工，不仅见证了李光耀的政治人生，也陪伴了李家三名子女的成长，和李家结下了深厚感情。
欧阳焕燕与李家三个孩子合影
1986年欧阳焕燕回国后，没有再来过新加坡，但李家对她一直甚是挂念，会给她寄李家的老照片，李显龙总理还托新加坡领馆的人给她送过燕窝。
2015年，欧阳焕燕在老家得知李光耀逝世的消息，非常难过，舍不得老主人离去。她回忆说，李家一家人待她很好，李光耀没有架子，三个孩子都很听话，是很难得的一段缘分。还“希望大少、二少身体健康，不要太伤心”。
随着1960年代新加坡的独立及快速发展，很多新加坡女性出去工作，新加坡的双薪家庭越来越多，家中的老人和孩子无人照顾，对女佣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再加上到了1970年代末，从中国南来妈姐的数量随着年华老去，逐渐减少。于是，更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女佣涌入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也随之在1970年代末出台了计划，允许邻国的女性来新加坡家庭做工，主要包括菲律宾、印尼和泰国等，这就是现在新加坡女佣的起源和雏形。
新加坡女佣的数量从开始时的只有5000人左右，到现在已经有25万人。其数量上是井喷式的增长，来源也从中国广东地区转向邻国的菲律宾和缅甸等地。
近年来，新加坡社会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接近13%，而且由于出生率持续低迷，近年来，一名老人对应的工作公民已从2004年的7.6人下降到5.2人。这意味着目前新加坡仅有不到6名工作公民负责供养一名老人，而且供养的老人还在增多。
出于对老年人和小孩的照顾，未来几年，新加坡的女佣只会多，不会少。
根据总理公署之前发布的预计，到了2030年，新加坡女佣人数预计将攀升至30万人。
02. 是“世仇”还是“家人”？
“在帮佣的生活中，她们与主人家一道携手走过几十年的悲喜欢戚，成为彼此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而她们获得一个令人尊敬的称谓：妈姐。这是介乎干妈与远房大姐之间的尊称。”
《顺德自梳女》中的这段描述和欧阳焕燕的例子大致反映了早期新加坡，在女佣还是“妈姐”居多时期的地位。
这时的女佣一般会被主人当作家庭的一员，很受尊重。很多家庭把孩子交给女佣照顾，并让女佣严加管教，女佣的角色甚至像孩子的另一个父母。
和以前受全家尊重的妈姐相比，现在新加坡女佣的待遇不说有着天壤之别，却也是差了一大截。这么多年，新加坡的雇主和女佣之间，更是上演了一幕幕的“爱恨情仇”。
对很多女佣而言，尽管住在雇主家里，但很少有雇主会把她们当作自己家庭的一员。很多雇主会在家里安装摄像头，监控女佣的一举一动；有些雇主对待女佣非常严厉，说话也很刻薄，还限制女佣的自由，包括没收手机、不让外出等等；更有甚者，甚至虐待女佣……
2016年，新加坡一对夫妇夫妇聘请女佣后，便在家里安装监控“监工”，一旦发现女佣“手脚不利索”就会对她进行各种残酷惩罚。
2016年8月到10月期间，女佣饱受虐待，体重从50公斤直降到38公斤。
女雇主曾两次让女佣自己将烫水倒在左肩，还恐吓她，如果再不听话就会报警，举报自残，并且会让女佣因此坐牢。期间，女佣哀求是否可以淋右肩遭拒绝。烫伤后，雇主还拒绝带她就医，并用银针痛扎水泡。
生气时，雇主便会扯住女佣头发，让她不停磕头撞地板。由于用力过猛，女佣大把头发掉落。她的额头和眼睛，也被撞击或用手机敲打到充满淤血。
更加残忍的是，因为不满女佣擦地工作速度，女雇主竟然命令她把带有狗毛的抹地水一口口喝下，使得女佣连续几天严重呕吐腹泻。
……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
2016年10月13日，男雇主怀疑她故意扔掉家中手机，便暴力殴打其额头。女佣去雇主美容院进行打扫时，店员看到她身体消瘦，还有多处淤青，极为担心，第二天好心报警，警方随即介入调查。
2019年1月18日，这对施虐雇主被定罪。法官认为女雇主涉及蓄意伤人与使用有毒物质伤人，男雇主涉及蓄意伤人，虐佣罪名成立。2月11日，法院对他们下达判决结果，这对夫妇会入狱3年并罚款7500新币。
其实，虐佣事件在新加坡屡见不鲜。
新加坡《联合早报》向该国国家法院取得的数据显示，2011年有14起伤害女佣的案件被提控；2012年18起；2013年和2014年各23起；2015年增至26起。虐佣案件包括蓄意伤害、持武器伤害和严重伤害三类，当中蓄意伤害最为普遍。
雇主与女佣关系紧张的原因，有的是因为雇主不仁，也有的是因为女佣不义。
一名30岁印度尼西亚女佣，自2017年就在受害雇主家工作，照料雇主一家六口的日常起居和饮食。2018年8月，她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偏方，相信只要雇主吃下掺入自己经血、口水、尿液的食物和水，雇主就不会因为她工作做不好而责骂她。
于是，雇主一家就浑然不知地多次食用这些加了“料”的食物...... 不仅如此，这名女佣还利用雇主对自己的信任，多次偷窃雇主的钱财，总数1万7千多新币。
关于找女佣，新加坡流转很广的一句话是：确认一个女佣好不好，等用半年再说。
因为很多时候，女佣一开始都表现比较好，等到半年之后，真性情才表现出来。
阿梅（化名）一开始跟朋友们显摆家里的菲佣肯学听话的时候，有多开心，现在就有多烦心。她家里新雇佣的这个20多岁的女佣，做家务很麻利，可以照顾家里的老人。因为之前的雇主是华人，也能煮一些中国菜。阿梅简直像是捡到了宝一样。
好景不长，女佣在一次回国探亲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不仅如此，还总有不明人士找上阿梅。她报警处理后才弄明白，这个在家里做事很伶俐的女佣，在外面混的也很有一手，带着几个女佣一起借高利贷还赌博，最终拍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大堆烂摊子。
知名歌手巫启贤的家人也因为家中女佣借高利贷后跑路而饱受放贷者骚扰和恐吓。
很多新加坡雇主都会感叹：在新加坡想找一个女佣很简单，想找一个“好”女佣却是难上加难。
除了这种“不死不休”的“世仇”关系，还有很多新加坡雇主和女佣之间也可以像家人一般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