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开国大将严崇涛逝世,晚年敢怒敢言批评执政党政府掀风波

2020年08月22日
新加坡开国大将严崇涛逝世,晚年敢怒敢言批评执政党政府掀风波

将半生(40年)都献给公共服务,过去四年半与病魔对抗的前高级公务员严崇涛,(8月20日)辞世,享年83岁。(海峡时报)

作者 张丽苹

,生前被敢怒敢言的前国会议员殷吉星(Inderjit Singh)称为“爱着新加坡的批评者”(loving critics)。

新加坡政论作者、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教授契连·乔治(Cherian George)曾经形容亲体制的“良知”,即便提出异见,也能落在人民行动党的“舒适区”内被包容。

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昨晚在面簿发文悼念时,称为:新加坡的经济沙皇。

三人口中说的都是同一个人,就是将半生(40年)都献给公共服务的前高级公务员严崇涛。他过去四年半与病魔抗争,于(8月20日)早辞世,享年83岁。

新加坡开国大将严崇涛逝世,晚年敢怒敢言批评执政党政府掀风波

严崇涛。(海峡时报)

过去24小时,不少现任与前任部长都发文追悼这名深受爱戴的金牌级公务员。李显龙总理今天傍晚6点多在面簿上悼念严崇涛时,形容他是“我国建国那代的一名多才多艺优秀出色的公务员”。对于他的逝世,总理感到极度悲伤(deeply saddened)。

新加坡开国大将严崇涛逝世,晚年敢怒敢言批评执政党政府掀风波
新加坡开国大将严崇涛逝世,晚年敢怒敢言批评执政党政府掀风波

李显龙总理说,严崇涛无论是智商、同理心、或者直言不讳的态度,在同辈中脱颖而出。40多年来,他在不同政府部门服务时,表现十分卓越,33岁就被擢升为新加坡最年轻的常任秘书。

“我有幸在贸工部与他在工作上紧密接触,当时我是政务部长,他是常任秘书。身为一名年轻的政治职务担任者,我从他丰富的经验和睿智的建议中获益良多。我在1985年担任经济委员会主席时,他是其中一名委员,建议了许多政策来帮助新加坡渡过独立以来的第一次重大经济萧条。他的建议令我们的报告如虎添翼。”

李显龙还补充说,严崇涛任职于建屋发展局时提出的预购组屋计划和电梯翻新计划,不但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建屋局至今依然持续开展这些计划。最后,他向严崇涛夫人与家人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严崇涛虽然离开了我们,他的精神遗产将持续下去,而且他的贡献将触动未来好几代新加坡人的生活。”

严崇涛曾担任财政部、贸工部、国家发展部和总理公署等多个政府部门的常秘,前后长达29年。他也曾担任经济发展局、星展银行(前新加坡发展银行)、中央公积金局、建屋发展局等多个机构的主席。

晚年敢怒敢言掀风波

严崇涛晚年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退休后,针对新加坡政府、人民行动党、公务员体制以及部长薪金制的敢怒敢言。

新加坡开国大将严崇涛逝世,晚年敢怒敢言批评执政党政府掀风波

(联合晚报)

严崇涛在1999年退休后就开始写书。2008年出版《新加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一位老常任秘书的回顾和反思》,2010年出版《新加坡成功故事的动力:严崇涛之见》。

他在第一本书中曾批评政府部门的擢升制度过于机械化。

“如今你工作五年,就可当上助理秘书,十年就可当上常任秘书。在我看来,这样提拔人才非常消极,而且过于机械化。也许在军队里管用,但在其他部门,这不是个积极的做法。我们不应该担心有太多的人才不知如何安排,而是应该担心人才不足。”

2003年,他接受《海峡时报》专访时,则批评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最大忧虑在于“我们正启动自动导航系统在飞行”

记者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时,严崇涛解释说:

“新加坡一些精英分子慢慢开始以“新加坡品牌”感到骄傲自满了 。一些公务员的表现就好像得到了皇帝授权一样肆无忌惮。我们都自以为是小李光耀。”

“……我们的人口学家追踪数据时,思维流于死板。即使生育率下滑时,卫生部和计划生育署依然乘坐在“自动导航的飞机上”,继续对生育第三胎加以惩罚。”

批评部长薪金制惹争议

2013年,严崇涛在接受新加坡医药协会报刊专访时,被问及他对年轻部长的期望。他当下直言,有些年轻部长不再具备元老级部长的品质。政治职务担任者在部长薪金提高后,反而在工作上不那么尽心,表现每况愈下。

“当你将部长薪金提高至几百万的薪金收入,每名部长……在想到百万薪金时就会犹豫不前。当薪金如此高时,哪名部长敢离开,除非他们决定加入反对党?因此,整个政坛都变成一种公务体制,我再也看不到任何人敢于开口了。”

在同一个访问中,严崇涛也指出,人民行动党已经变得过于精英制(too elitist),不像“第一代行动党几乎都是草根出身”。当记者问他何谓“精英制”时,严崇涛回说“他们对人民缺乏感情”而且“整体上缺乏同理心”。

可想而知,严崇涛的这番话当时犹如平地一声雷,引发激烈的争议。在访问刊登后,严崇涛立即发文告表示自己的一些说法“不合理”也“不公平”,并澄清和收回某些说法。

“我在1999年退休离开公共服务。自那起,我就没有参与任何一个内阁会议,也没有亲眼看过李显龙总理主持任何一个内阁会议。因此我说部长们都不敢在李显龙总理面前有话直说,是不公平的,因为我没有全面了解今日内阁会议是如何召开的情况下,就作此断言。”

“我也意识到,我所说的部长们领高薪后可能不敢畅所欲言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有些部长是放弃了光鲜亮丽的私人企业高薪工作,加入公共服务后领取的薪金远远低于他们原有的收入。其他部长则有能力加入私人企业赚多一点钱,但却选择留在公共服务。他们既然坚信自己在为新加坡人做对的事情,没有理由不畅所欲言。”

严崇涛还指出,关于他所说的新一代领导人都过于精英制的说法,也是“在不知道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来自贫苦家庭”的情况下说的。

当时,李显龙总理还发贴文回应严崇涛的澄清说:

“我很高兴他澄清了自己的一些说法,尤其是对我的部长的评语。严先生很多年前在贸工部担任我的常任秘书。我希望他在退休后,能继续支持他在杰出长时间的公务员职业生涯中,所参与建立的机构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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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之深责之切的批评者

有意思的是,严崇涛在2008年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曾经说了这么几段话:

“当我还是常任秘书时,每年总有一两次单独与(当时的)李光耀总理进餐的机会。我很自豪地说,他一开始就告诉我,我们进行的是平等的知识性交谈。他尊重我,我也尊重他,虽然我们曾发生口角(笑)。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李光耀总是仔细聆听他人的观点,再综合大家的意见。”

“我的一些朋友,甚至是我的太太,都不时警告我不可越轨,否则会招惹事端。说实在的,我不相信我们的领袖是那样的人;当然我也自律,不提忌讳课题如语言、种族和宗教等。记得有一次,一位教友告诉我很高兴读到我的文章,也很高兴我还没“人头落地”。我听后哈哈大笑,但我知道她并无恶意,她其实是在夸奖我们的制度(能容得下批评)。”

看到这里,就不难理解严崇涛“爱之深、责之切”背后的那份退而不休的责任与焦虑,以及为何他会被称为“爱着新加坡的批评者”。

最遗憾:没能像李光耀那样学好华语

严崇涛的父亲严福归从中国海南岛来新加坡落地生根。不懂英语的他凭毅力,在短短三四年内考取高级剑桥文凭(相当于现在的A水准)。二战时期又学会日语,后来成为一名法庭翻译员。严崇涛的母亲也来自海南岛,帮人洗衣赚钱。

父亲在他9岁时过世,当时本地的英校由英殖民政府开办,学费较便宜,因此母亲就让他报读英校。由于母亲没念过书不会说华语,因此他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没有机会接触华文或学好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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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9月7日,李光耀总理为第一届推广华语运动主持开幕仪式时致辞,吁请新加坡华族社群多讲华语,少讲方言。(海峡时报)

“我就是没有内阁资政李光耀的那份毅力,要学好华语,得每天投入至少一小时,我缺乏这样的恒心。李资政掌握了华文,能够阅读华文报,这点比我占了优势。”

严崇涛先后三次尝试求师学华文,却总是因为缺乏毅力,一直没有成功,只能应付一些日常对话。但是他却说得一口流利地道的海南话,自认骨子里比年轻一代有着更强烈的“华人DNA”。

严崇涛走了,新加坡少了一位“爱之深责之切的批评者”,但是相信他的公务员DNA还会继续被人津津乐道,语录还会继续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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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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