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双城记”？
在新加坡这座荣膺“全球最佳海港”的现代化都市中，隐藏着一处行将消逝的传统渔村。本文将带您探寻这片最后的“甘榜”，在高效与怀旧、发展与保留的强烈对比中，思考一个国家的记忆与未来。
2025年9月3日，新加坡港在香港举行的2025年亚洲货运、物流与供应链（AFLAS）大奖中，第四次荣膺“全球最佳海港”称号，并第37次获得“亚洲最佳海港”殊荣。这一荣誉彰显了新加坡作为全球供应链关键节点的卓越地位和领导力。
然而，就在这座以高效港口和现代化著称的“狮城”，在其东北角的红树林深处，却隐藏着一个仿佛被时间遗忘的角落——实里达渔村（Seletar Fishing Village）。
这里是新加坡最后一个“甘榜”（kampung，马来语意为村庄）风格的渔村，木制的栈桥、简陋的锌皮屋顶、以及一群年迈的渔民，共同构成了一幅与远处繁忙港口和高楼林立的城市天际线形成鲜明对比的画卷。
最后的“甘榜”
一个与世隔绝的商业据点
与人们对“村庄”的普遍认知不同，实里达渔村并非一个居住社区。根据亚洲某新闻频道的深入报道，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商业场所”，没有人在此定居。
这片约四个篮球场大小的区域，基础设施极为原始：没有自来水供应，生活用水依赖收集的雨水；电力则来自发电机和太阳能电池板。这里的厕所是直接通向柔佛海峡的简易小屋，一切都保留着几十年前的风貌。
（*图片来源：CNA）
村里的“居民”主要是五六十岁以上的渔民和船主。他们每天清晨出海，将捕获的新鲜渔获直接卖给熟客。此外，这里也是一些退休人士和钓鱼爱好者的聚集地。
他们在这里停靠船只，打理花草，或与老友相聚聊天，享受着城市中难觅的宁静与闲适。正如一位71岁的退休人士所说：“我反正也没什么事做。这里很凉快，还有免费停车位。我们来这里放松，和朋友们聊聊天。”
这个地方的运营依赖于几位“看守人”（caretaker），他们负责维护栈桥和公共区域的安全，甚至需要自费聘请专业工程师对码头进行年度安全认证。尽管环境简陋，但这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基于信任和人情味的社交与商业网络。
历史的回响
从原住民到渔民的百年变迁
原住民的足迹
实里达渔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莱佛士登陆新加坡之前。这片水域曾是原住民“实里达人”（Orang Seletar）的家园。
他们是海上游牧民族，世世代代在柔佛海峡的红树林与河口地带生活。根据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NLB）的资料，这些原住民的活动范围覆盖了新加坡北部和马来西亚南部的海岸线。
然而，随着区域发展和新文化的涌入，大部分实里达人被当时的柔佛苏丹安置到对岸的柔佛州，如今在新加坡的后裔已融入更广泛的社群中。
时代的迁徙
如今的实里达渔村社群，主要由过去散居在新加坡东北部各地的渔民组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经历过因国家发展而被迫搬迁的命运。
据了解，1983年义顺水坝的修建，形成了今天的下实里达蓄水池，迫使一些渔村社区搬离。其他人则来自榜鹅（Punggol）和三巴旺（Sembawang）海岸线，那里的甘榜和码头为建屋发展局（HDB）的组屋让路。
就连渔村现在的位置，也是大约15年前搬迁而来的。当时，为了修建连接大陆与榜鹅西岛（Pulau Punggol Barat）的实里达北连路（Seletar North Link），渔村从原址向内陆移动。可以说，这个“最后的渔村”本身就是一部新加坡城市发展与社群迁徙的缩影史。
微观经济学
渔村里的隐藏账本
对于习惯了现代商业逻辑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来说，实里达渔村的经济模式既原始又高效。这里的核心业务是海产直销。
（*图片来源：CNA）
渔民们将当天捕获的渔获，直接卖给几十年来建立起信任关系的熟客。这种模式省去了中间商、运输和市场摊位等环节，使得价格极具竞争力。
“
“这里的虾非常新鲜，通常是当天早上捕获的。如果我想吃好虾，我不会去市场，我直接来这里。”一位62岁的顾客表示。
根据一位观察人士在LinkedIn上的分析，这种价格差异非常显著。例如，在渔村直接购买的鲜虾价格约为每公斤25新元，而在新加坡的普通市场，由于增加了运输等管理费用，同样品质的虾可能售价高达38新元。
然而，这种看似田园诗般的商业模式背后，是微薄的利润和沉重的运营成本。看守人向每艘停泊的船只每月收取最高60新元的费用，每年总收入约1万新元，但这笔钱几乎无法覆盖所有开销，例如每个码头每年约800新元的专业工程师认证费用，以及不断上涨的临时占用准证（TOL）费用。这揭示了渔村经济的脆弱性——它并非一个以盈利为首要目标的商业实体，而更像一个勉力维持的社区互助系统。
“甘榜精神”的现代回响
社区、人情与身份认同
实里达渔村最宝贵的资产，或许并非新鲜的渔获，而是那份在现代都市中日益稀缺的“甘榜精神”（Kampung Spirit）。根据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的定义，“甘榜精神”指的是一种社区意识和团结互助的精神。在过去的乡村生活中，邻里之间分享食物、互相帮助是常态。
在实里达渔村，这种精神依然鲜活。渔民们会把多余的渔获分给朋友，或者只收取象征性的费用以覆盖油钱。正如一位船主所笑言：“一个人要吃那么多鱼干嘛？”这里是老朋友们放松、闲聊、维系情感的纽带。这种基于人情而非交易的互动，构建了一个紧密的社群，为这些年长的成员提供了重要的情感支持和身份认同感。
然而，怀旧的同时也需理性看待。一些评论指出，紧密社群的另一面可能是缺乏边界感和个人隐私。但不可否认，正如作家Josephine Chia在一篇评论中指出的，在现代科技导致人际关系日益疏离的今天，“甘榜精神”的核心价值——关怀、同情与社群凝聚力——显得尤为重要。实里达渔村的存在，正是这种精神的一个活态样本。
发展的十字路口
悬而未决的未来
尽管传统在此顽强地延续，但城市的扩张脚步从未停歇。自2003年以来，新加坡市区重建局（URA）的历次发展总蓝图都已标明，将在渔村所在位置修建一座与义顺水坝平行的桥梁，这座桥旨在“支持未来发展可能带来的车辆交通增长”。
2019年，当局甚至已经开始进行测量和安排，渔村社群也一度做好了搬离的准备。但新冠疫情的到来似乎改变了计划，此后便再无更新。如今，整个社群处于一种“无限期等待”的状态。这种不确定性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困境。
“如果政府说要离开，那我们就离开吧。”一位退休人士坦言。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他们的选择非常有限：要么寻找另一个地方停泊船只，要么彻底告别这种生活方式。附近的现代化榜鹅码头（Punggol Marina）停泊费用高出十倍之多，对他们而言遥不可及。“如果没别的地方可去，我就把船报废掉。”
这种平静而无奈的表述背后，是一个群体对自身生活方式可能终结的默然接受，也反映了在国家发展的大叙事下，个体与小社群的渺小与无力。
实里达渔村的困境，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追求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新加坡应如何对待这些承载着历史与文化记忆的“活化石”？
实里达渔村的命运，将考验新加坡在“硬件”发展与“软件”传承之间的平衡智慧。它不仅仅是关于保留一片风景，更是关于如何定义一个国家的身份：一个国家的灵魂，究竟是存在于光鲜亮丽的摩天大楼里，还是也栖息在这些看似“落后”却充满人情味的角落中？对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