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岁时，每逢有人来村里检查，她就要独自躲进西边的玉米地，一直等到天黑。 30年后，她在新加坡拥有了一院子的动物和植物，也有了一间会生出笑声的中文课堂。 她无法选择生命的起点，却在后来每一个能选择的地方，一点一点搭起了自己喜欢的生活。
苹果、蓝莓、酸奶和坚果，配一杯红茶，手边摊开一份中文版《联合早报》，是黄老师每天留给自己的晨间仪式。
8点半，她开始“巡视领地”：两只领养的兔子小嫦娥和花木兰，食物够不够，水新不新鲜；满院子上百棵植物，哪些需要浇水，哪些该修剪，哪些果实已经成熟；还有鸡、鸭、锦鲤，以及那些因缘际会来到她家的各种小生命。
这一圈走下来，差不多9点半。
然后，她才开始安排当天的工作，准备教案，或者去打匹克球、练瑜伽、健身、打网球。
有一次，她在分享自己的晨间生活，一位妈妈听完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你家有阿姨啊。”
黄老师没有反驳，只说：
“是的，这是我的选择。”
她选择请人分担家务，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留给教学、运动、家人，以及其他自己真正珍视的事情。
但她所说的“选择”，远不只是请不请阿姨。
她的前半生里，有太多事情从来由不得她。可她后来的人生，恰恰是从那些仍然能够选择的地方，一点一点生长出来。
- 01 -
38年前的大年三十晚上，一个刚出生的小女婴躺在江苏农村一间屋子的灶台后面，身下铺着的是农村随处可见的稻草。
当时正值计划生育时期，她的亲生父母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为了躲避检查，他们从安徽悄悄回到江苏，把她生了下来。
又是一个女孩……
不能公开留下，也没有办法带回去。几经辗转，她被生母的大姐带回了家。
一句于心不忍的话——“那我抱回去养吧”，给了这个小女婴一条生路。就这样，她被抱进了另一个家。生母的大姐，也成了她此后一直叫作“妈妈”的人。
在那个年代，一个无法被公开留下的女婴，几经周折后还能被人抱回家，一口一口喂养长大，已经是不幸中的幸运。
只是，这份幸运落在另一个本就贫困的家庭里，也并不轻松。妈妈家里已经有三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爸爸得知妻子又抱回来一个婴儿，整整一个月没有和她说话。
自己家都快揭不开锅了，拿什么再养一个孩子？
可孩子已经抱回来了，再难也得想办法。家旁边原本有一排树，后来被卖掉了，换来大约一千块钱。家里用这笔钱买奶粉、熬米汤，一点一点把她喂大。
妈妈后来笑着告诉她：
“那一排树，都被你吃掉了！”
这些事，她没有记忆。
她记得的，是五六岁时，独自躲在玉米地里的那些漫长的下午。那几年，计划生育查得仍然很严。村子里突然多出一个孩子，不好交代。
每次听说有人来检查，妈妈就急急地催她：
“快，去西边的玉米地里藏好！千万不要出来，等我去找你。”
她一个人钻进高高的玉米秆之间，找个地方趴下来，一动也不敢动，一声也不敢出。就这样，从白天一直等到天黑。
她不知道“被抓走”究竟意味着什么，只知道不能出去，也不能被人发现。那是一个五六岁孩子的记忆里，最长最长的下午。
童年的许多个清晨，也开始得很早。
夏天天刚亮，五六点钟，她便挎着篮子、拿着刀出门割猪草。回家后，再给全家做早饭、洗锅、洗碗、洗一家人的衣服。到了中午，又起身准备午饭，等父母从地里回来吃。下午剁草喂猪，准备晚饭……
中间，她也会见缝插针做作业，找小伙伴玩一会儿。
那时候，这就是大多数贫困农村女孩子的日常。
那个年纪，真正能够决定的事情其实很少——无法选择出生在怎样的家庭，无法决定自己要不要躲进玉米地，也无法选择童年是否需要承担那么多家务。
但是她说，后来对这段生活的理解里，至少有一件事属于自己：她可以决定，怎样对待眼前的日子。
“那些清晨五六点的猪草，那些在家务和功课之间见缝插针的日子，都是我的选择。
不是因为我有很多路可走，而是因为我知道，认真做好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是当时的我，能为自己的人生做出的最好选择。”
- 02 -
后来，她长大、结婚，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特别珍惜自己和孩子相处的时光。女儿出生后，她把在上海的全职工作改成兼职；儿子出生后，她索性留在家里，选择专心陪伴两个孩子。
那几年，没有上班，她却没有停止学习。
她选择去学幼儿教育心理学、自然教育和正面管教，也带着孩子去浦东的公园读绘本、爬树、拔河，在草地上打滚，观察植物、动物和季节的变化。
32岁那年，她和老公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新加坡。很快，一个新的问题摆在她面前：
孩子们的中文怎么办？
过去生活在上海，她从未担心过孩子的中文。可到了新加坡，学校、商场、电视和网络……几乎都被英文包围。
中文忽然成了一件需要刻意守护的事。于是，她开始想各种办法，让孩子们觉得说中文是有趣的。
2021年，她加入一个亲子社群做志愿者。每个星期天早上，她带着十几个孩子在福康宁公园读中文绘本。她不是坐在那里一页页念，而是改变声音、加入表情，用身体表演，带着孩子们一边听，一边动，一边玩。
读完绘本，大家就在草地上拔河、追逐、做亲子游戏。
在福康宁公园和孩子们共读中文绘本
碰上下雨，她便把孩子们请到自己家里。
那里有上百棵植物，有兔子、鸡、鱼和狗，读书会就在这满院子的勃勃生机里继续。有时候，它们也会成为孩子们中文学习的媒介。
慢慢地，她发现，只带着孩子“玩中学一学”还不够。她想真正学会怎样教中文。
中文是她的母语，但会说中文，并不等于会教中文。教学有自己的规律，也需要系统训练。
于是，已经是两个孩子妈妈的她选择重新背起书包，到南洋理工大学进修。每周五到六天上课，课后还要和同学组成学习小组，有时学到晚上十一点，再回家准备考试。
通过系统的培训以及大量的教学实践，她一点点观察到：
孩子为什么坐不住？
什么东西能让他们眼睛发亮？
怎样才能让一个汉字，不只是纸上的几笔？
……
毕业时，她已经可以带上女儿和她的几个朋友一起上“真正有趣的中文课”。后来，学生也越来越多，学位一度供不应求。
德威国际学校的家长邀请她一起设计中文CCA，她以历史和成语故事为主线，做出一套“好玩的中文课”。
课程开了一年又一年，很多孩子都是连着报两三年。
后来，家长提出希望增加拼音，她又开发了拼音CCA。其他国际学校听说后，也来邀请她。本地学校的家长，也开始把孩子送来。她创办的中华文化营，直击孩子们怕开口的痛点，通过沉浸式的语言与文化体验、真实的场景演绎，杜绝死记硬背，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与文化素养，从最初的四五个孩子，到十几个孩子，再到需要排队等位。
随着学生数量越来越多，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黄老师想让更多新加坡的孩子爱上中文，她选择创办了“好学中文”——取自《论语》里的“敏而好学”。
独行快，众行远。慢慢地，她身边聚拢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老师，大家一起秉持着“玩中学、用中学、在尊重中成长”的初心，把原本枯燥的生字和课本，变成一堂堂能点亮孩子眼睛的有趣课堂。
这一切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而是在新加坡的孩子们学习有趣的中文的真实需要，引领着她走向更多更远的发展，看似水到渠成，实际是一次次积极的选择，让她慢慢成了孩子们和家长口中的“黄老师”。
- 03 -
黄老师常说：
“要让中文变得好玩，就要做一个好玩的老师。”
这种“好玩”，不是把课堂变成热闹的游乐场，而是让孩子真正看见、摸到、听见和感受到中文。
学“木”，就去摸一棵真正的树；学“从”和“众”，就让孩子们用身体摆字；学“望梅止渴”，她把真正的梅子带进课堂。孩子一口咬下去，酸得眯起眼睛，口水立刻涌出来。不需要解释，身体已经明白了这个成语。
“破茧成蝶”，是很多孩子尤其难忘的一课。
阳台上出现毛毛虫后，黄老师没有急着清理，而是把它们带进课堂。她教孩子们轻轻把毛毛虫引到叶子上，再放进一个打了小洞的容器里。
为什么要打洞？她不急着给出答案，而是让孩子们自己观察、思考。接下来的十几二十天，每次来上课，孩子们都会第一时间跑去查看：毛毛虫变大了吗？颜色变了吗？什么时候结茧？
他们亲眼看着小小的虫卵变成毛毛虫，看着毛毛虫结茧，最后破茧而出，大家一起把蝴蝶放飞。
有一次，一只蝴蝶飞出去后又绕了回来，停在一个孩子的头发上，整整五分钟才离开。从那以后，“破茧成蝶”不再只是练习册上的四个字。那是孩子们亲眼见证过的一段生命。
春节前，教室外一棵两米多高的酸柑树枯死了。
黄老师没有立刻把它处理掉，而是带着孩子们用扭扭棒做出一个个小金桔，挂满枝头。两三个星期以后，那棵枯树变成了一棵挂满祝福的新年树。孩子们在上面写“大吉大利”“年年有余”“步步高升”，再从这些祝福中学习“橘”和“吉”、“鱼”和“余”的谐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