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歲時，每逢有人來村裡檢查，她就要獨自躲進西邊的玉米地，一直等到天黑。 30年後，她在新加坡擁有了一院子的動物和植物，也有了一間會生出笑聲的中文課堂。 她無法選擇生命的起點，卻在後來每一個能選擇的地方，一點一點搭起了自己喜歡的生活。
蘋果、藍莓、酸奶和堅果，配一杯紅茶，手邊攤開一份中文版《聯合早報》，是黃老師每天留給自己的晨間儀式。
8點半，她開始「巡視領地」：兩隻領養的兔子小嫦娥和花木蘭，食物夠不夠，水新不新鮮；滿院子上百棵植物，哪些需要澆水，哪些該修剪，哪些果實已經成熟；還有雞、鴨、錦鯉，以及那些因緣際會來到她家的各種小生命。
這一圈走下來，差不多9點半。
然後，她才開始安排當天的工作，準備教案，或者去打匹克球、練瑜伽、健身、打網球。
有一次，她在分享自己的晨間生活，一位媽媽聽完恍然大悟：
「原來如此，你家有阿姨啊。」
黃老師沒有反駁，只說：
「是的，這是我的選擇。」
她選擇請人分擔家務，把有限的時間和精力，留給教學、運動、家人，以及其他自己真正珍視的事情。
但她所說的「選擇」，遠不只是請不請阿姨。
她的前半生里，有太多事情從來由不得她。可她後來的人生，恰恰是從那些仍然能夠選擇的地方，一點一點生長出來。
- 01 -
38年前的大年三十晚上，一個剛出生的小女嬰躺在江蘇農村一間屋子的灶台後面，身下鋪著的是農村隨處可見的稻草。
當時正值計劃生育時期，她的親生父母已經有了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為了躲避檢查，他們從安徽悄悄回到江蘇，把她生了下來。
又是一個女孩……
不能公開留下，也沒有辦法帶回去。幾經輾轉，她被生母的大姐帶回了家。
一句於心不忍的話——「那我抱回去養吧」，給了這個小女嬰一條生路。就這樣，她被抱進了另一個家。生母的大姐，也成了她此後一直叫作「媽媽」的人。
在那個年代，一個無法被公開留下的女嬰，幾經周折後還能被人抱回家，一口一口喂養長大，已經是不幸中的幸運。
只是，這份幸運落在另一個本就貧困的家庭里，也並不輕鬆。媽媽家裡已經有三個孩子，日子過得緊巴巴的。爸爸得知妻子又抱回來一個嬰兒，整整一個月沒有和她說話。
自己家都快揭不開鍋了，拿什麼再養一個孩子？
可孩子已經抱回來了，再難也得想辦法。家旁邊原本有一排樹，後來被賣掉了，換來大約一千塊錢。家裡用這筆錢買奶粉、熬米湯，一點一點把她喂大。
媽媽後來笑著告訴她：
「那一排樹，都被你吃掉了！」
這些事，她沒有記憶。
她記得的，是五六歲時，獨自躲在玉米地里的那些漫長的下午。那幾年，計劃生育查得仍然很嚴。村子裡突然多出一個孩子，不好交代。
每次聽說有人來檢查，媽媽就急急地催她：
「快，去西邊的玉米地里藏好！千萬不要出來，等我去找你。」
她一個人鑽進高高的玉米稈之間，找個地方趴下來，一動也不敢動，一聲也不敢出。就這樣，從白天一直等到天黑。
她不知道「被抓走」究竟意味著什麼，只知道不能出去，也不能被人發現。那是一個五六歲孩子的記憶里，最長最長的下午。
童年的許多個清晨，也開始得很早。
夏天天剛亮，五六點鐘，她便挎著籃子、拿著刀出門割豬草。回家後，再給全家做早飯、洗鍋、洗碗、洗一家人的衣服。到了中午，又起身準備午飯，等父母從地里回來吃。下午剁草喂豬，準備晚飯……
中間，她也會見縫插針做作業，找小夥伴玩一會兒。
那時候，這就是大多數貧困農村女孩子的日常。
那個年紀，真正能夠決定的事情其實很少——無法選擇出生在怎樣的家庭，無法決定自己要不要躲進玉米地，也無法選擇童年是否需要承擔那麼多家務。
但是她說，後來對這段生活的理解里，至少有一件事屬於自己：她可以決定，怎樣對待眼前的日子。
「那些清晨五六點的豬草，那些在家務和功課之間見縫插針的日子，都是我的選擇。
不是因為我有很多路可走，而是因為我知道，認真做好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是當時的我，能為自己的人生做出的最好選擇。」
- 02 -
後來，她長大、結婚，成為兩個孩子的媽媽，特別珍惜自己和孩子相處的時光。女兒出生後，她把在上海的全職工作改成兼職；兒子出生後，她索性留在家裡，選擇專心陪伴兩個孩子。
那幾年，沒有上班，她卻沒有停止學習。
她選擇去學幼兒教育心理學、自然教育和正面管教，也帶著孩子去浦東的公園讀繪本、爬樹、拔河，在草地上打滾，觀察植物、動物和季節的變化。
32歲那年，她和老公帶著兩個孩子來到新加坡。很快，一個新的問題擺在她面前：
孩子們的中文怎麼辦？
過去生活在上海，她從未擔心過孩子的中文。可到了新加坡，學校、商場、電視和網絡……幾乎都被英文包圍。
中文忽然成了一件需要刻意守護的事。於是，她開始想各種辦法，讓孩子們覺得說中文是有趣的。
2021年，她加入一個親子社群做志願者。每個星期天早上，她帶著十幾個孩子在福康寧公園讀中文繪本。她不是坐在那裡一頁頁念，而是改變聲音、加入表情，用身體表演，帶著孩子們一邊聽，一邊動，一邊玩。
讀完繪本，大家就在草地上拔河、追逐、做親子遊戲。
在福康寧公園和孩子們共讀中文繪本
碰上下雨，她便把孩子們請到自己家裡。
那裡有上百棵植物，有兔子、雞、魚和狗，讀書會就在這滿院子的勃勃生機里繼續。有時候，它們也會成為孩子們中文學習的媒介。
慢慢地，她發現，只帶著孩子「玩中學一學」還不夠。她想真正學會怎樣教中文。
中文是她的母語，但會說中文，並不等於會教中文。教學有自己的規律，也需要系統訓練。
於是，已經是兩個孩子媽媽的她選擇重新背起書包，到南洋理工大學進修。每周五到六天上課，課後還要和同學組成學習小組，有時學到晚上十一點，再回家準備考試。
通過系統的培訓以及大量的教學實踐，她一點點觀察到：
孩子為什麼坐不住？
什麼東西能讓他們眼睛發亮？
怎樣才能讓一個漢字，不只是紙上的幾筆？
……
畢業時，她已經可以帶上女兒和她的幾個朋友一起上「真正有趣的中文課」。後來，學生也越來越多，學位一度供不應求。
德威國際學校的家長邀請她一起設計中文CCA，她以歷史和成語故事為主線，做出一套「好玩的中文課」。
課程開了一年又一年，很多孩子都是連著報兩三年。
後來，家長提出希望增加拼音，她又開發了拼音CCA。其他國際學校聽說後，也來邀請她。本地學校的家長，也開始把孩子送來。她創辦的中華文化營，直擊孩子們怕開口的痛點，通過沉浸式的語言與文化體驗、真實的場景演繹，杜絕死記硬背，提升學生的語言能力與文化素養，從最初的四五個孩子，到十幾個孩子，再到需要排隊等位。
隨著學生數量越來越多，一個人的力量終究有限。黃老師想讓更多新加坡的孩子愛上中文，她選擇創辦了「好學中文」——取自《論語》里的「敏而好學」。
獨行快，眾行遠。慢慢地，她身邊聚攏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老師，大家一起秉持著「玩中學、用中學、在尊重中成長」的初心，把原本枯燥的生字和課本，變成一堂堂能點亮孩子眼睛的有趣課堂。
這一切並不是事先規劃好的，而是在新加坡的孩子們學習有趣的中文的真實需要，引領著她走向更多更遠的發展，看似水到渠成，實際是一次次積極的選擇，讓她慢慢成了孩子們和家長口中的「黃老師」。
- 03 -
黃老師常說：
「要讓中文變得好玩，就要做一個好玩的老師。」
這種「好玩」，不是把課堂變成熱鬧的遊樂場，而是讓孩子真正看見、摸到、聽見和感受到中文。
學「木」，就去摸一棵真正的樹；學「從」和「眾」，就讓孩子們用身體擺字；學「望梅止渴」，她把真正的梅子帶進課堂。孩子一口咬下去，酸得眯起眼睛，口水立刻湧出來。不需要解釋，身體已經明白了這個成語。
「破繭成蝶」，是很多孩子尤其難忘的一課。
陽台上出現毛毛蟲後，黃老師沒有急著清理，而是把它們帶進課堂。她教孩子們輕輕把毛毛蟲引到葉子上，再放進一個打了小洞的容器里。
為什麼要打洞？她不急著給出答案，而是讓孩子們自己觀察、思考。接下來的十幾二十天，每次來上課，孩子們都會第一時間跑去查看：毛毛蟲變大了嗎？顏色變了嗎？什麼時候結繭？
他們親眼看著小小的蟲卵變成毛毛蟲，看著毛毛蟲結繭，最後破繭而出，大家一起把蝴蝶放飛。
有一次，一隻蝴蝶飛出去後又繞了回來，停在一個孩子的頭髮上，整整五分鐘才離開。從那以後，「破繭成蝶」不再只是練習冊上的四個字。那是孩子們親眼見證過的一段生命。
春節前，教室外一棵兩米多高的酸柑樹枯死了。
黃老師沒有立刻把它處理掉，而是帶著孩子們用扭扭棒做出一個個小金桔，掛滿枝頭。兩三個星期以後，那棵枯樹變成了一棵掛滿祝福的新年樹。孩子們在上面寫「大吉大利」「年年有餘」「步步高升」，再從這些祝福中學習「橘」和「吉」、「魚」和「余」的諧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