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新華路很多次，終於認真看見了這棟建築——新華路200號。
在一片西式花園洋房之間，它顯得格外特別。重檐大屋頂、琉璃瓦、飛檐翹角，有一種非常鮮明的「中國味道」。
這種建築風格，在英文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名字：Chinese Renaissance，一般翻譯為「中國復興式」。
所謂「中國復興式」，主要興起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當時一批到歐美學習建築的年輕中國建築師陸續回國。
他們學會了西方現代建築的結構、技術和方法，卻開始面對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現代化是否就意味著西化？如果不是，中國的現代建築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這個問題當然不只是建築的問題。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外國勢力的介入，香港被割讓，多個城市成為通商口岸。
到了二十世紀初，從政治、社會到文學、藝術和建築，都出現了各種關於國家更新與文化復興的討論。
Chinese Renaissance，其實也可以放進這個更大的時代背景里理解。
這些年輕建築師想做的，並不是簡單地把古代建築複製一遍，而是嘗試用他們從西方學到的現代建築技術，重新尋找一種屬於中國自己的建築語言。
建築的結構可以是現代的，甚至使用鋼筋混凝土，但外面重新出現大屋頂、斗拱、琉璃瓦、飛檐以及傳統紋飾。
其中最著名的建築師之一，就是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呂彥直。他設計的南京中山陵，便是這種探索的重要代表。
另一位建築師董大酉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1936年，他在英文雜誌T』ien Hsia Monthly回顧這一代留洋建築師時，把他們所做的事情形容為一場運動：
這些年輕人從歐美學成歸來，希望讓一度失去生命力的中國建築重新活起來，不再只是模仿西方，而是創造真正屬於現代中國的建築。
不過，再往前追，會發現這個故事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源頭。
最早嘗試把西方現代建築與中國傳統形式結合起來的人，竟然不是這些中國建築師，而是西方的基督教傳教士。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西方傳教機構在中國興建教堂、學校、醫院和大學時，已經開始嘗試在西方建築中加入中國傳統元素。
他們與後來中國建築師採用的方法有些相似，目的卻並不一樣。傳教機構並不是為了復興中國文化，而是希望減少基督教作為外來宗教的陌生感，讓教會及其學校、醫院更容易進入中國社會。
一個很早的例子，是十九世紀70年代建成的貴陽聖若瑟主教座堂。一座天主教堂，卻出現了一座類似中國寶塔的鐘樓。
今天看起來甚至有一點奇異：一個來自西方的宗教空間，卻披上了中國傳統建築的外衣。
最初，是西方傳教士借用中國建築語言，讓外來的宗教更容易進入中國社會；後來，中國建築師接過這種東西融合的方法，卻用它尋找屬於自己的現代建築。
形式相似，背後的意義卻完全不同。
Chinese Renaissance 真正值得看的，從來不只是那些大屋頂、飛檐和琉璃瓦，而是它背後的問題：當一個社會走向現代，它應該如何面對自己的傳統？現代化，又是否一定意味著西化？
這場建築運動在中國大陸持續的時間其實並不算長。
如果把十九世紀末傳教士早期的東西融合實驗也計算進去，大約只有半個世紀。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的政治與文化環境發生巨大變化，這種建築語言也逐漸退潮。
但是，它並沒有消失。
1950年代以後，它在台灣繼續發展。台北及附近的南海學園、圓山大飯店、故宮博物院，以及後來落成的國家戲劇院與國家音樂廳，都可以看到類似思路的延續：現代建築的結構和功能，卻披上非常鮮明的中國傳統建築形式。
作為華人人口占大多數的新加坡，其實，也有不少中國復興式建築。
如果往前追，新加坡最早的「中國復興式」建築，與中國竟然有一個非常相似的源頭——也是基督教傳教士。
一般被認為新加坡最早的例子，就是牛車水的衛理公會直落亞逸禮拜堂（Telok Ayer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這座教堂由美國衛理公會傳教機構興建，1923年至1925年間建成，設計來自當時新加坡最重要的建築事務所之一 Swan & Maclaren，具體負責設計的是建築師 Denis Santry。
當時給建築師的任務很有意思：在牛車水中心設計一座所謂的「institutional church」。
按照當時衛理公會的概念，這並不只是一座星期天做禮拜的教堂，而是要把宗教、教育和休閒、社區活動全部容納在同一棟建築里。它既是教堂，也是教育和社群活動的空間，服務牛車水不斷擴大的華人基督教社群。
建築師於是面對了一個與中國傳教士建築非常相似的問題：
一座屬於西方宗教的現代建築，放進一個以華人為主的牛車水社區里，究竟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最後出現的答案，就是把西方教堂的功能和空間需求，與中國傳統建築的視覺語言結合起來。
也就是說，這種建築形式從中國來到新加坡的時候，最初並不是因為這裡的華人社會想要尋找一種「民族建築」，而是隨著基督教的傳教、教育和社會服務網絡而來。
但是到了戰後，情況又改變了。
1950至60年代，新加坡出現了更多「中國復興式」建築。
南洋大學圖書館與行政樓、克里門梭道的端蒙中學——也就是今天的潮州大廈、美芝路的瓊州大廈、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以及中正中學（總校）的行政樓，都可以看到這種建築語言。
這時候，「中國復興式」已經不再主要屬於傳教士和教會。
它進入了華文大學、華校、宗鄉會館、商業機構等完全不同的空間。
而這些建築出現的年代，恰好又是新加坡從殖民地走向自治、加入馬來西亞、分離，再到獨立的時期。華人社會也正在重新思考教育、文化以及自己的身份。
於是，同樣一個中國式大屋頂，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年代，表達的其實已經不是同一件事情。
在二十世紀初的傳教士建築里，它可能是讓西方宗教更容易進入華人社會的一種方式；到了1920、30年代的中國，它成為年輕建築師對於民族、文化與現代性的探索；1949年以後到了台灣，它又進入另一種政治與文化語境；而在戰後的新加坡，它則與南洋華人的教育、社群和身份認同產生了新的關係。
建築的形式可以旅行，意義也會在旅行中不斷改變。
這樣再回頭看新華路200號，就會覺得它不只是一棟漂亮的「中式房子」。
這棟建築始建於1934年，由建築師甘少明設計，後來在1948年經歷改建。在以西式花園住宅聞名的新華路上，突然出現這樣一棟建築，它留下的其實也是那個年代關於「中國應該如何成為一個現代中國」的一次嘗試。
而對一個從新加坡來到上海的人來說，看見它，又多了一層趣味。
本文資料參考自： Julian Davison博士所撰寫的Chinese Renaissance Architecture。
9月20日（星期天），腳遛書店請來了好朋友——香港大學建築學博士陳昱宏，帶大家走一趟Citywalk，邊走邊聊新加坡的中國復興式建築。
結束後再回到腳遛書店，做一場分享，從跨地域的角度，一起認識這個有趣的建築類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