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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27日，新加坡内部安全局公布了三起青少年自我激进化案件。其中一名14岁中二生，成为新加坡历来最年轻的内安法拘留者。
他在学校假期前几周被捕。当局称之为“惊险”——因为他所在学校的有人注意到了异常迹象并举报。
这起事件撕开了一个远比“恐怖主义”更复杂的问题：当一个被霸凌、被学业压垮的少年，在算法推荐的世界里找到了“同类”和“答案”，会发生什么？
一份21页的宣言，和一个孤独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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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14岁少年的故事，始于12岁那年。
他在网络游戏平台Roblox上接触到重现真实校园枪击案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他被霸凌过，因此对有过相同经历的校园枪击案枪手产生了认同。玩游戏时，他会把曾欺负自己的同学想象成游戏中的受害者，把自己代入枪手角色。
这只是开始。
他接触了大量血腥暴力、枪击案和处决视频，下载了数以千计的相关内容，反复观看。随后，他接触到伊斯兰国组织的文宣，认同对非回教徒使用暴力，甚至考虑前往叙利亚加入伊国组织。同时，他又接受了反犹太主义、新纳粹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等极端思想。
内安局将这种同时吸收多种、甚至彼此矛盾极端思想的情况，称为“复合式暴力极端主义”（CoVE） 。
他是第三个因CoVE受处置的青年，却是首个因此被拘留的案例。与之前两个接到限制令的个案不同，他已走到实施袭击的边缘。
今年1月，他写下21页宣言，标题为《行动号召》。里面详细列出武器选择、袭击目标和行动计划。他计划袭击教师和同级中二生——那些让他愤怒的同学，那些被他认为让他的生活“如同炼狱”的教师。
他计划直播袭击过程，并在行动后自杀，希望以“烈士”身份死去——即使不成，也希望借此获得名声，被世人记住。
由于在新加坡难以取得枪械，也没有足够资金和场地制造炸弹，他最终决定改用刀具。内安局在他家中搜出了厨刀和折刀。
他在被捕后坦言：若未被捕，他会按计划行动。
当算法成为极端思想的“推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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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案件有一个共同点：所有人都是通过网络自我激进化的。
19岁的回教皈依者陈俊杰，受海外极端传教者和伊国组织宣传影响，自认是伊国组织成员。他计划持刀袭击三巴旺空军基地的军人，以及校内的性少数学生。他也是首名曾企图发动网络攻击的自我激进化者。
15岁的中四生，在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大量接触支持武装组织的网络内容，继而支持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逐渐认同伊国组织。到了2025年中，他计划通过暴力在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建立一个名为“马来亚哈里发国”的政权，还自行设计了旗帜。
他们都不是主动寻找极端主义的人。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莫哈默·费绍尔博士指出，青少年的大脑仍在发育，往往渴望身份认同和同侪认可，也较容易追求刺激。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平台恰好能满足这类需求，使他们更容易受到极端主义影响。
“极端主义论述不仅传播有害思想，也为内心挣扎的青少年提供宣泄情绪的出口，让他们觉得自己能够在一场‘伟大战役’中扮演‘英雄’或‘捍卫者’。”
白沙—榜鹅基层组织顾问、非营利组织“白帽”创始人沙赫拉尼·哈桑女士说得更直接：“根据我们的工作，我们也发现激进化很少仅仅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往往是载体，而非起点。 ”
许多容易受极端主义影响的年轻人，其实是在寻找更深层的东西——归属感、身份认同、目标、意义，或者仅仅是一个理解他们的人。
算法不需要青少年主动寻找极端内容。 一个从观看历史、地缘政治甚至健身视频开始的人，可以逐渐被推荐越来越极端的内容。
“不能把每所学校都变成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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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曝光后，是否加强校园安保成为焦点。
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穆根的回应很明确：学校是开放空间，不能把每所学校都变成“堡垒”或“军营” ，否则便失去校园应有的氛围。必须在安全与自由流动之间取得平衡。
教育部长李智陞也呼应了这一观点。他说，每当发生类似事件，公众自然会想到增设围栏、全面检查书包或安装金属探测器，但这些措施不能成为校园安全的主要手段。
“学校是学习的地方，也应激发学习的乐趣，让学生能在舒适、安心的环境中学习。”
尚穆根强调，实体安保能发挥的作用有限。我国虽有内安局和警察部队，社会也须保持警觉，发现异常时及时举报。
新加坡最有力的防线，是全民和学校社群共同保持警觉。
14岁少年的案件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学校里有人注意到他的激进化迹象并报警。如果不是这个举报，他可能已经动手了。
社交媒体禁令不是万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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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及社交媒体禁令是否能解决青少年接触极端内容的问题时，尚穆根提到了其他国家的经验：澳大利亚已实施社交媒体禁令，英国和法国也在讨论，但“效果各异”。
专家们的判断高度一致：社交媒体禁令不是万能药。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社会研究室兼任首席研究员陈恩赐博士指出，屏蔽网络内容、设置年龄限制等措施固然重要，但都只是辅助手段。归根结底，我国仍须通过教育，培养学生的心理韧性、辨识能力和判断力，并引导他们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个人问题。
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安全研究教授古纳拉特纳也指出，自我激进化的路径如今越来越短，“从一个孩子或青少年接触到激进暴力内容开始，几个月甚至几周内，他们就可能被激进化”。
过去十年，内安法处置的23名青年中，超过一半曾计划在本地发动袭击，而激进化者的年龄越来越小。过去五年，青少年平均只需八个月就能自我激进化，比前五年的14个月缩短近一半。
古纳拉特纳指出，激进化路径如今越来越短，政府和社区伙伴需要加快行动。
出路：理解脆弱，而非筑起高墙
“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我们无法通过逮捕或过滤来解决这个问题。 ”沙赫拉尼说。
真正的解决之道，远比安装金属探测器或屏蔽网站复杂。
专家们指出了一个关键：这些青少年在实施计划前就被识别出来，本身就表明安全和社区系统正在运作。但同时，局势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年轻人接触到AI生成内容、沉浸式游戏环境、加密平台和日益复杂的社交媒体算法。
教育部表示，自2016年起同学校和高等教育学府合作，就学府内外威胁等情况举办工作坊、讨论及演习等活动，涵盖紧急应对、辨认危险信号和事件举报等。学生也通过社会知识课、历史课和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了解极端思想的后果。
但专家强调，除了有效的在线监管，还需要加强青少年的数字韧性，创造发展健康身份和积极社区的机会，并装备家长、教师和同龄人及早识别行为变化。
及早发现危险信号，不只是查看他们浏览过什么网页，而是留意他们是否突然减少与人来往，或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否出现明显转变。
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院长古玛教授说了一句值得深思的话：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犯错，有些错误可能更严重，但不该就此决定他们的一生，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
14岁少年的21页宣言，一个被霸凌和学业压垮的孩子写下的“答案”——不是关于“恐怖主义”的宏大叙事，而是关于一个孤独的灵魂在算法推荐的极端内容中找到了“归属感”和“意义感”。
尚穆根说，不能因为少数激进分子而让整个社区被怀疑和恐惧笼罩。自2001年9·11以来，一些国家因此分裂，“它是否让它们更安全？这让他们变得更好了吗？”
真正的安全，不是来自更多的围栏和检查，而是来自一个能让感到孤独的孩子找到出口、能被看见和被理解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