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凌晨12时45分（东京时间凌晨2时15分），在空军的掩护下，日本皇军跳下日本战舰，登陆马来半岛吉兰丹州的哥打峇鲁，接着南下侵占整个马来半岛。
与此同时，1941年12月8日，日军战机开始轰炸新加坡。从这一天起直到第二年（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前夕，新加坡各处，尤其是市区（即大坡和小坡），成为被轰炸的目标。
七万人检证被杀
在这段凄风苦雨，大难临头的日子里，林江石和胡铁军领导的大约3000星华义勇军极力抗日，曾多次阻止日军南下，可惜武器落后，寡不敌众，伤亡惨重而守不住。1942年2月13日，义勇军司令官达理上校宣布，解散星华义勇军。这支成立仅13天的义勇军，在保卫新加坡的战役上完成了光辉的任务。另一支大约1400人的马来军团也保卫不了新加坡。2月15日新加坡沦陷。
下午6时，白思华中将（A.E.Percival）带领英方代表团到武吉知马的福特车厂，向日本山下奉文将军投降。
在新加坡沦陷之前，总商会许多参与抗日工作的董事和会员被迫离开避难。有些人撤离新加坡，如陈嘉庚和一批文化界人士撤离到印度尼西亚，梁宙和林文田等侨领则撤离到中国。
山下奉文在接受英军投降后，随即命令东南西北四区的师团、警卫和宪兵队等指挥官，集中全体华人尤其是男性，到指定的地方接受检证。凡属“不良分子、抗日分子及公务员等，须于检证后予以杀灭。”
山下奉文限时检证必须在2月23日完成，不过期限到后因肃清“不良分子”的效果不够理想，延长至3月3日才告一段落。
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到底杀害了多少人？日本投降后，1947年3月开庭审讯检证案战犯时，日军只承认被检证者五六千人。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在《太平洋战争》一书中，引用1942年版《朝日东亚年报》的资料，指出当年新加坡共有七万人被检证。1945年9月11日《星洲日报·总汇报》的社论也说：“据《彼南日报》发表：新加坡检举不良分子七万人。”
二战之前，新加坡人口不超过80万人，华人不超过60万，而被检证杀害者竟然达七万之众。
死亡威胁下成立华侨协会
日军开入新加坡后，立即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并将有影响力的华社领袖及其家人拘禁在集中地点进行检证。在检证的过程中，日本宪兵认出了林文庆博士，要他出面领导华侨协助日本发展昭南岛。
起初林文庆不肯接受交给他的任务，宪兵迁怒他的夫人，命令她在烈日下跪着。林夫人跪了四个小时，林文庆经日本官员篠崎劝说后，无奈接受任务。于是林文庆和家人获释回家，但是有一名日本宪兵特务常驻他家监视。
林文庆的任务是寻找一批华侨领袖组织一个委员会。经过几天奔波走访之后，他终于找到两名医生、一名律师，两个欧洲人商行的买办和几名商人。
到了1942年3月2日，林文庆被召到吾庐俱乐部，那时他才发现已有几十名不同帮群的领袖聚集在那里。昭南岛政府命令他们成立昭南岛华侨协会。
原来在威胁林文庆的同时，昭南岛军政部长渡边命令他的部员高濑，拘捕40名帮群的侨领，命令他们成立昭南岛华侨协会。华侨协会成立后，这些帮群代表每天必须到华侨协会分会，与军政府接触及合作。
日方的官员说，华侨协会成立的宗旨是秉承日本帝国政令，领导全体华侨服从一切施政。3月7日第四次代表会议推选各帮代表21人组织理事会，林文庆为正会长，黄兆珪为副会长，吕天保为理事长，陈育崧和曾郭棠为秘书。
华侨协会成立时，以乞纳街的吾庐俱乐部为会所，后来搬迁到47号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筹集5000万元奉纳金
日军占领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后，新加坡和马来半岛各州都成立华侨协会。这些华侨协会都成了日军政府的提款机，以及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组织。
首先，日军向商人索取战争赔偿5000万叻币“奉纳金”。当时一个员工的月薪只有几块钱，只要用一分钱，甚至半分钱就可以买到东西。叻币5000万元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为了让413名二战义士的姓名永远流芳百世，义勇军战争纪念委员会推出一本纪念册。图为装置星华义勇军阵亡英勇将士名册的台座。
1942年3月22日，在死亡阴影笼罩下，华侨协会只好组织一个“奉纳金筹委会”，由吕天保担任筹委会主任，展开筹款工作。他们召集新加坡、霹雳、马六甲、森美兰、彭亨、丁加奴、雪兰莪、槟榔屿、柔佛、吉打玻璃市以及吉兰丹的华侨领袖，在新加坡开会讨论。
新马各州华侨领袖协商的结果是，新加坡和雪兰莪华侨的经济实力较好，各承担1000万元。霹雳州承担850万元，槟榔屿700万元，马六甲550万元，柔佛500万元，森美兰200万元，彭亨50万元，吉兰丹30万元，丁加奴20万元。
各州分摊的款项由各州的华侨协会去筹措。各州也以州内各帮群的实力来分担金额，例如新加坡以福建帮群的财力最雄厚，承担最多，海南帮财力最弱，承担较少。
到了6月下旬，新马各州的华侨协会总共只筹得2800万元，只好向横滨正金银行（The Yokohama Special Bank）借贷，筹足5000万元。
1942年6月25日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举行献金典礼。由华侨协会会长林文庆、黄铁珊和连裕祥三人为代表，持5000万元奉纳金支票献给山下奉文，林文庆还代表宣读歌颂日本的献词。
除了奉纳金，华侨协会还必须执行昭南岛政府指派的工作，协助日军顺利推行它的统治政策，例如占领初期协助日军恢复社会秩序，协助召募劳工，登记失业者，设立避难所，协助招募勤劳奉仕队和警察等。在日用品缺乏时协助生产替代品，协助推动粮食增产运动，协助大规模农村移植工作。
1944年初，为了解决粮食困境，华侨协会协助昭南岛政府鼓励及安排华人到柔佛州的兴楼（Endau），建立所谓的“新昭南模范村”。为吸引居民到兴楼，日军承诺模范村将完全由村民自治，没有日军驻守。到那里去的人必须开垦荒地，生活相当清苦。
在政治方面，华侨协会充当日本的宣传工具，支持汪精卫领导的“南京政府”，反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卢沟桥事变纪念日”呼吁中国政府放弃抗日等等。
华侨协会也协助宣传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有许多特定的纪念日，如4月29日庆祝日本天皇生日的“天长节”；12月8日庆祝大东亚圣战纪念日（日军占领吉兰丹哥打峇鲁）；2月15日庆祝日本占领新加坡纪念日等。华侨协会都要参与筹备工作及出席盛典，并在《昭南日报》刊登贺词，号召居民效忠日本天皇，帮助日本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
新加坡人挨过了三年多的昭南岛苦难日子后，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总商会在9月1日在副会长陈六使领导下恢复会务。10月份，会长连瀛洲返回新加坡，带领总商会继续为战后的新加坡作出贡献。
总商会巧妙地保存原来的招牌
1929年至1952年，在总商会任职的老秘书邓秉仁（已故）告诉笔者有关总商会的往事时说，新加坡沦陷前夕，总商会的董事们因担心被日军对付，很多都四处逃亡。沦陷之后，那些来不及逃亡或匿藏的，如林文庆等人就被迫组织华侨协会。
▲多年前，芽笼西民众俱乐部举办的“昭南文物及图片展览会”，展示了当年大屠杀的小坡检证区。
华侨协会从吾庐搬到总商会的会址后，他们并没有拆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牌匾，而是原牌匾上套上“昭南岛华侨协会”的新牌匾。1945年新加坡光复后，把外层牌匾拆下，恢复“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原来面貌。
旧福特车厂二战时生产什么？
旧福特汽车厂建于1941年10月，是福特首间在东南亚开设的汽车装配厂。二战期间，由于武吉知马地区有几家工厂，尤其旧福特车厂当时曾暂用来组装战斗机，因此使武吉知马一带成为日军的攻击
目标。
1942年2月15日，英军投降，英国驻马来亚陆军总司令白思华就是在旧福特车厂，签署降书。随后，这里就成了日军总部。据了解，当时著名的日产汽车公司（Nissan）就使用该车厂生产战争配备，如军车等等，每天都有不少日军及日本高官出入。传说，一些日军当年因为不堪战败投降，在车厂切腹自尽。
▲旧福特车厂现为二战展览馆。
1947年，福特汽车厂在战后恢复运营，至1980年6月关闭。2006年2月15日，旧福特车厂被列入新加坡国家古迹，并改为纪念馆，通过展示展品及录音，重现在日本占领时期人民生活的点滴。同时展示英军签下投降书的会议室，重现这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