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凌晨12時45分（東京時間凌晨2時15分），在空軍的掩護下，日本皇軍跳下日本戰艦，登陸馬來半島吉蘭丹州的哥打峇魯，接著南下侵占整個馬來半島。
與此同時，1941年12月8日，日軍戰機開始轟炸新加坡。從這一天起直到第二年（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淪陷前夕，新加坡各處，尤其是市區（即大坡和小坡），成為被轟炸的目標。
七萬人檢證被殺
在這段淒風苦雨，大難臨頭的日子裡，林江石和胡鐵軍領導的大約3000星華義勇軍極力抗日，曾多次阻止日軍南下，可惜武器落後，寡不敵眾，傷亡慘重而守不住。1942年2月13日，義勇軍司令官達理上校宣布，解散星華義勇軍。這支成立僅13天的義勇軍，在保衛新加坡的戰役上完成了光輝的任務。另一支大約1400人的馬來軍團也保衛不了新加坡。2月15日新加坡淪陷。
下午6時，白思華中將（A.E.Percival）帶領英方代表團到武吉知馬的福特車廠，向日本山下奉文將軍投降。
在新加坡淪陷之前，總商會許多參與抗日工作的董事和會員被迫離開避難。有些人撤離新加坡，如陳嘉庚和一批文化界人士撤離到印度尼西亞，梁宙和林文田等僑領則撤離到中國。
山下奉文在接受英軍投降後，隨即命令東南西北四區的師團、警衛和憲兵隊等指揮官，集中全體華人尤其是男性，到指定的地方接受檢證。凡屬「不良分子、抗日分子及公務員等，須於檢證後予以殺滅。」
山下奉文限時檢證必須在2月23日完成，不過期限到後因肅清「不良分子」的效果不夠理想，延長至3月3日才告一段落。
這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到底殺害了多少人？日本投降後，1947年3月開庭審訊檢證案戰犯時，日軍只承認被檢證者五六千人。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在《太平洋戰爭》一書中，引用1942年版《朝日東亞年報》的資料，指出當年新加坡共有七萬人被檢證。1945年9月11日《星洲日報·總彙報》的社論也說：「據《彼南日報》發表：新加坡檢舉不良分子七萬人。」
二戰之前，新加坡人口不超過80萬人，華人不超過60萬，而被檢證殺害者竟然達七萬之眾。
死亡威脅下成立華僑協會
日軍開入新加坡後，立即將新加坡改名為昭南島，並將有影響力的華社領袖及其家人拘禁在集中地點進行檢證。在檢證的過程中，日本憲兵認出了林文慶博士，要他出面領導華僑協助日本發展昭南島。
起初林文慶不肯接受交給他的任務，憲兵遷怒他的夫人，命令她在烈日下跪著。林夫人跪了四個小時，林文慶經日本官員篠崎勸說後，無奈接受任務。於是林文慶和家人獲釋回家，但是有一名日本憲兵特務常駐他家監視。
林文慶的任務是尋找一批華僑領袖組織一個委員會。經過幾天奔波走訪之後，他終於找到兩名醫生、一名律師，兩個歐洲人商行的買辦和幾名商人。
到了1942年3月2日，林文慶被召到吾廬俱樂部，那時他才發現已有幾十名不同幫群的領袖聚集在那裡。昭南島政府命令他們成立昭南島華僑協會。
原來在威脅林文慶的同時，昭南島軍政部長渡邊命令他的部員高瀨，拘捕40名幫群的僑領，命令他們成立昭南島華僑協會。華僑協會成立後，這些幫群代表每天必須到華僑協會分會，與軍政府接觸及合作。
日方的官員說，華僑協會成立的宗旨是秉承日本帝國政令，領導全體華僑服從一切施政。3月7日第四次代表會議推選各幫代表21人組織理事會，林文慶為正會長，黃兆珪為副會長，呂天保為理事長，陳育崧和曾郭棠為秘書。
華僑協會成立時，以乞納街的吾廬俱樂部為會所，後來搬遷到47號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
籌集5000萬元奉納金
日軍占領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後，新加坡和馬來半島各州都成立華僑協會。這些華僑協會都成了日軍政府的提款機，以及解決人民生活問題的組織。
首先，日軍向商人索取戰爭賠償5000萬叻幣「奉納金」。當時一個員工的月薪只有幾塊錢，只要用一分錢，甚至半分錢就可以買到東西。叻幣5000萬元簡直就是一個天文數字。
▲為了讓413名二戰義士的姓名永遠流芳百世，義勇軍戰爭紀念委員會推出一本紀念冊。圖為裝置星華義勇軍陣亡英勇將士名冊的台座。
1942年3月22日，在死亡陰影籠罩下，華僑協會只好組織一個「奉納金籌委會」，由呂天保擔任籌委會主任，展開籌款工作。他們召集新加坡、霹靂、馬六甲、森美蘭、彭亨、丁加奴、雪蘭莪、檳榔嶼、柔佛、吉打玻璃市以及吉蘭丹的華僑領袖，在新加坡開會討論。
新馬各州華僑領袖協商的結果是，新加坡和雪蘭莪華僑的經濟實力較好，各承擔1000萬元。霹靂州承擔850萬元，檳榔嶼700萬元，馬六甲550萬元，柔佛500萬元，森美蘭200萬元，彭亨50萬元，吉蘭丹30萬元，丁加奴20萬元。
各州分攤的款項由各州的華僑協會去籌措。各州也以州內各幫群的實力來分擔金額，例如新加坡以福建幫群的財力最雄厚，承擔最多，海南幫財力最弱，承擔較少。
到了6月下旬，新馬各州的華僑協會總共只籌得2800萬元，只好向橫濱正金銀行（The Yokohama Special Bank）借貸，籌足5000萬元。
1942年6月25日在維多利亞紀念堂舉行獻金典禮。由華僑協會會長林文慶、黃鐵珊和連裕祥三人為代表，持5000萬元奉納金支票獻給山下奉文，林文慶還代表宣讀歌頌日本的獻詞。
除了奉納金，華僑協會還必須執行昭南島政府指派的工作，協助日軍順利推行它的統治政策，例如占領初期協助日軍恢復社會秩序，協助召募勞工，登記失業者，設立避難所，協助招募勤勞奉仕隊和警察等。在日用品缺乏時協助生產替代品，協助推動糧食增產運動，協助大規模農村移植工作。
1944年初，為了解決糧食困境，華僑協會協助昭南島政府鼓勵及安排華人到柔佛州的興樓（Endau），建立所謂的「新昭南模範村」。為吸引居民到興樓，日軍承諾模範村將完全由村民自治，沒有日軍駐守。到那裡去的人必須開墾荒地，生活相當清苦。
在政治方面，華僑協會充當日本的宣傳工具，支持汪精衛領導的「南京政府」，反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在「盧溝橋事變紀念日」呼籲中國政府放棄抗日等等。
華僑協會也協助宣傳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思想，有許多特定的紀念日，如4月29日慶祝日本天皇生日的「天長節」；12月8日慶祝大東亞聖戰紀念日（日軍占領吉蘭丹哥打峇魯）；2月15日慶祝日本占領新加坡紀念日等。華僑協會都要參與籌備工作及出席盛典，並在《昭南日報》刊登賀詞，號召居民效忠日本天皇，幫助日本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
新加坡人挨過了三年多的昭南島苦難日子後，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總商會在9月1日在副會長陳六使領導下恢復會務。10月份，會長連瀛洲返回新加坡，帶領總商會繼續為戰後的新加坡作出貢獻。
總商會巧妙地保存原來的招牌
1929年至1952年，在總商會任職的老秘書鄧秉仁（已故）告訴筆者有關總商會的往事時說，新加坡淪陷前夕，總商會的董事們因擔心被日軍對付，很多都四處逃亡。淪陷之後，那些來不及逃亡或匿藏的，如林文慶等人就被迫組織華僑協會。
▲多年前，芽籠西民眾俱樂部舉辦的「昭南文物及圖片展覽會」，展示了當年大屠殺的小坡檢證區。
華僑協會從吾廬搬到總商會的會址後，他們並沒有拆下「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牌匾，而是原牌匾上套上「昭南島華僑協會」的新牌匾。1945年新加坡光復後，把外層牌匾拆下，恢復「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原來面貌。
舊福特車廠二戰時生產什麼？
舊福特汽車廠建於1941年10月，是福特首間在東南亞開設的汽車裝配廠。二戰期間，由於武吉知馬地區有幾家工廠，尤其舊福特車廠當時曾暫用來組裝戰鬥機，因此使武吉知馬一帶成為日軍的攻擊
目標。
1942年2月15日，英軍投降，英國駐馬來亞陸軍總司令白思華就是在舊福特車廠，簽署降書。隨後，這裡就成了日軍總部。據了解，當時著名的日產汽車公司（Nissan）就使用該車廠生產戰爭配備，如軍車等等，每天都有不少日軍及日本高官出入。傳說，一些日軍當年因為不堪戰敗投降，在車廠切腹自盡。
▲舊福特車廠現為二戰展覽館。
1947年，福特汽車廠在戰後恢復運營，至1980年6月關閉。2006年2月15日，舊福特車廠被列入新加坡國家古蹟，並改為紀念館，通過展示展品及錄音，重現在日本占領時期人民生活的點滴。同時展示英軍簽下投降書的會議室，重現這段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