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新加坡的家长型政府风格是颇受争议的，也有人认为李显龙接班李光耀的位子是一种父传子的继承行为。
但在我看来，李显龙执政新加坡对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
我在前面提到，新加坡的执政者已经把自己手里仅有的牌打到了最好的局面，但这里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新加坡手里的这把牌其实挺烂的。
这个烂体现在国家体量太小，地缘环境又太复杂，所以这个国家的容错性是极低的，非常依赖有才能的执政者（就目前来看，李显龙还是相当有水平的）。
尤其是世界格局出现动荡的时候，新加坡的脆弱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就拿中美贸易战来说，这本来不关新加坡的事，纯粹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而向中国发难，但新加坡却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新加坡虽然自己很努力，但有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高度关联国际贸易。
我们从新加坡进出口贸易总额和新加坡GDP的比值中可以发现，新加坡贸易总额是本国GDP的3倍，所以国际贸易一旦出现风吹草动，新加坡的经济就会出现动荡。
2017年，新加坡经济增速为3.5%；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新加坡经济增速下降到3.2%，看上去降得不多，似乎是处于正常的波动状态，但这是因为贸易战的影响会有一个滞后性；2019年新加坡的经济就出现了大幅下滑。
2019年一季度，新加坡GDP同比增长仅为1.3%，二季度同比增速更是掉到了0.1%，所以年中的时候，新加坡把年度经济增长预期从1.5％-3.5％下调至1.5％-2.5％。
三季度，新加坡的经济增速依然只有0.1%（同比0.1%，环比0.6%），新加坡也再次下调了增长预期：
据新加坡贸易及工业部和金管局披露的数据，2019年新加坡全年经济增长将在0%至1%之间的区间内。
这就是典型的大国博弈，小国遭殃。
更让李显龙感到焦虑的是，他非常担心新加坡会被逼着在中美之间站队。
在今年5月底的香格里拉对话（指由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新加坡国防部协办的“亚洲安全峰会”，始于2002年，之后每年都会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因此也被称为香格里拉对话）期间，李显龙在开幕式的演讲中专门回顾了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曾因卷入大国博弈而遭受的苦难，并强调新加坡不会选边站队。
在演讲中，李显龙以比较委婉的口吻对中国在一些问题的做法上提出了批评（比如南海问题），并认为中国“须以克制的方式展现实力”，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仁慈大国。
类似的表述会让一部分国人感到不太舒服，但正如连续三年出席会议的中国军方代表何雷（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所言，“香会”本质上是西方智库主办、受美西方主导的多边安全防务平台，针对中国的倾向十分明显。在过去几年，“香会”更是几乎成了美西方散布“中国威胁论”的平台。
所以李显龙在讲话中对中国的一些做法抱有微词，本身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李显龙在演讲中也有不少对中国的正面描述，比如：
“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中国本身，乃至全世界，都带来巨大好处。”
“中国也成功让超过8亿5000万中国人脱贫，这样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等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条是，李显龙认为大家都必须接受中国会继续壮大，并且了解到阻止中国不断强大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更非明智之举。
“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所必须做的（心理上）调整最为艰难”，但李显龙认为中国发展高端产业，并且在贸易、知识产权、网络安全和社交媒体等方面拥有一定的规则制定权，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李显龙其实就是在告诉美国，你必须正视并且接受中国的崛起。
他能这么说其实挺不容易的，毕竟在国防上新加坡依赖的是美国。
只是，美国虽然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但美国的海军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可能在新加坡部署太多的兵力，而中国又和新加坡离得如此之近，并且军事实力还在不断壮大。
所以对于新加坡来说，两边他谁都得罪不起，在中间做一个骑墙派，才最符合新加坡的利益。
比较有意思的是，就在李显龙结束香会的开幕式讲话之后，何雷中将现场向李显龙提问：在当前这种局势下，（新加坡）如何做到积极作为、避免选边站队？
李显龙的回答是：“我们尽自己所能和两边都做朋友，发展并保持各个领域的关系，但主动地避免选边站队。”
其实对于小国的执政者来说，他们能做的非常有限，在避免站队这件事上，也只能是“尽自己所能”和“主动避免”。
如果有一天，中美之间的对抗升级，美国要求新加坡封锁马六甲以切断中国的石油供应和贸易路线，这种局面一旦出现，对于新加坡来说绝对是灾难性的，因为他们承受不了来自另一个大国的反制。
这是新加坡竭力避免的。
但这种局面会不会出现，主动权并不掌握在新加坡人的手里。
新加坡的命运，新加坡人的未来，并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就能够掌控得了的。
这就是小国的悲哀。
这也是为什么李显龙会如此想方设法地在中美之间搞平衡，会对新加坡的未来如此的殚精竭虑。
08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小国的生存环境都如此艰难，世界上也有像圣马力诺共和国这样的世外桃源型国家。
但圣马力诺和新加坡最大的差异于，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地缘价值，也就是没有征服的价值。
这个位于意大利半岛的迷你型国家，其成立本身就有很大偶然性。
公元4世纪初，意大利半岛由罗马帝国所统治，而当时的罗马帝国正在打击基督教。
于是有一个名叫马力诺的信仰基督教的石匠带着一群工友躲到了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山头，并在那里建造了一座修道院。
后来陆陆续续有更多的基督徒跑了过来，这个山头慢慢就发展成了城邦，并于1631年被罗马教廷正式承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从圣马力诺的起源就可以看出，马力诺当初在选址的时候，就特意选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山头，这是它能世外桃源型国家的先天条件（而且这个国家完全被意大利的国土所包围，所以根本不需要考虑国防，搭意大利的便车就行了）。
而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处于贸易和能源运输通道的要害位置，好处是非常方便发展进出口贸易，但坏处是其地缘环境极其凶险，所以新加坡这个国家永远都无法独善其身。
类似的，还有像乌克兰、波兰、叙利亚、朝鲜这样的国家，他们也都处于极其凶险的地缘环境之中，这些国家的历史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苦难记忆。
随着我对这些国家的了解越来越多，我现在越来越不相信这个世界会存在一套完美的、适合所有国家发展的政治制度。
一个国家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必须因地制宜，也就是根据这个国家的国情（历史、传统、地缘环境等等）来决定。
只是现在我们提到意识形态，往往会划分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其实还有无政府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等等，但一般人总是会简单划分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两大类）。
但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你觉得新加坡和美国的意识形态能一样吗？
显然不能。
然而《文明5》这个游戏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个游戏在设置的时候，把意识形态划分成“独裁”“秩序”和“自由”三大类。
然后你就会发现，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很显然属于“自由”那一类，而新加坡则更看中“秩序”，至于“独裁”，沙特这样至今仍在实现君主专制制度的国家妥妥地对号入座。
独裁显然是不可取的。
而在自由和秩序之间，我认为对于那些先天容错性很差的国家或者地区而言，秩序比自由更重要（有些人可能会希望两者兼得，但在现实生活中，任何选择都有代价，你想要获得秩序，并必须放弃一部分自由）。
所以即便有人觉得新加坡实行的是假民主（新加坡有总统，总统每隔6年由全民选举产生，候选人必须是无党派人士，当选后成为国家名义上的元首，几乎没有实权；新加坡真正的掌权者是总理，由多数党领袖担任。新加坡从立国之后，就一直由人民行动党执政，其中李光耀担任总理长达40年，之后一度由吴作栋接班，现在总理之位又给了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觉得新加坡政府对老百姓的生活管得太宽，但我个人是非常理解新加坡执政者的执政风格的。如果让我站在新加坡人的角度上，我也会支持李光耀、李显龙父子构建的权威型政府（我个人也蛮欣赏李显龙的，他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说的话做的事，都是在为新加坡以及新加坡人争取利益，我觉得执政者就应该如此）。
因为这个国家真的经不起乱，他们承担不起试错的代价。
相比之下，香港则要“自由”得多。
但香港确实有这个资本，因为它背靠着中国。
香港再怎么折腾，对于中国来说，它都是自己的孩子，如果真出了问题，中国会为其兜底（在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央政府就公开喊话“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香港政府有底气拿出外汇储备和索罗斯放手一搏）。
（香港金融保卫战我之前专门写过，以上截图来自一位亲历者的留言）
而且香港也不需要考虑外部侵略的问题，不需要特意去制定什么“毒虾”战略，因为它的安全有中国的军事力量在保障。
安全感——新加坡求之而不得的东西（新加坡执政者一直为安全问题而忧虑，但听说新加坡的普通老百姓并没有那么深的忧虑感），香港人天生就已经拥有。
这是香港人的幸运（哪怕一些香港的年轻人并没有意识到）。
09
而对于我们内地人来说，其实绝大多数都没有考虑过国家大小对自身安全和前途命运的影响，因为我们天生就出生在一个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都很大的国家，无论我们是否考虑，这个事实都不会改变。
但最近这两年，我越来越觉得大国其实是一种巨大的禀赋优势。
这意味着我们这个国家，在遭受外部侵略时有更大战略纵深去进行抵抗；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更强的韧性和容错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发展水平的上限也会远远超过中小型国家。
而国家的发展程度越高，不仅是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会更高，其选择面也会更宽，生活也会更有尊严。
就拿60后和90后这两代人的择业观来说，60后非常保守，对职场不公以及论资排辈现象的忍耐程度非常高，而90后如果在工作时觉得不高兴，不少人都会选择辞职不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代际差异？
因为60后在成长和就业的过程中，中国还处于物资匮乏的阶段，60后一旦辞职，可能就吃不上饭，现实条件决定了他不敢随意辞职，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
而在90后成长的阶段，中国的物资要比过去充裕得多，一些90后的父母也已经积累了一定家产，所以90后有底气辞职，甚至是裸辞。
这就是国家发展水平提高后，国民变得更有尊严的一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现象。
再拿被公认为全世界最发达国家的美国为例，前段时间奥巴马投资拍摄的纪录片《美国工厂》一度大火。
这个纪录片记录的是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到美国俄亥俄州投资建厂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