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智本社
1818年，托马斯·斯坦佛·莱佛士前往马来半岛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挑选商站，发现此处被荷兰抢占，转寻他处，发现了新加坡。莱佛士登上新加坡时，岛上只有500人居住。
然而，新加坡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马六甲海峡是印度洋和太平洋航运的最重要通道，被誉为海上航运的“生命线”。马六甲海峡西北宽东南窄，位于东南端的新加坡扼守住了马六甲海峡。
1819年1月29日，莱佛士与马来柔佛王国管辖当地的天猛公会面，并签署了临时协议：英国用3000西班牙圆拿到了在新加坡建立商站的权利。四年后，他又获得了全岛的管理权。
莱佛士指示新加坡第一任参政司将其开放为自由港：“目前对该港贸易，也无需课税。”就此，新加坡全球转口贸易的角色被写入了基因。
经历英国百年的殖民文化和开放经商后，这个小岛聚集了移民人群。1965年，新加坡走向了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建国者李光耀此时仅有42岁，他接受西方教育，又深知东亚人文，后被认为具有威权主义属性。
此后三十年间，李光耀利用新加坡特殊的地缘政治施展“小国大外交”，新加坡人携带着危机感开拓进取、拥抱世界，这个小岛最终成为了全球开放经济体的“绿洲”。她环境宜人、文化多样、经济开放、政府高效透明，颇受资本和科技新贵的欢迎。
不过，五十多年过去了，新加坡政治的实际掌控人依然是李光耀家族及其政党。这是新加坡人面临的历史难题。当今世界，秩序崩坏，两极对立，亚太地缘政治震荡，新加坡的横跳愈加狭窄。“大象打架，小草遭殃”，代表着新加坡人新的危机感。
本文从新加坡历史的角度观察李光耀这位政治强人如何带领新加坡走向开放型国家。
本文逻辑
一、移民国：何以生存
二、开放体：头等要事
三、现代化：两相悖论
【正文7000字，阅读时间30'，感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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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国：何以生存
1945年9月12日，一个不寻常的上午，新加坡的市政局大厦聚满了围观居民，22岁的李光耀也身在其中。他看到一名身穿白色海军制服的军官走上了台阶，随后脱下了军帽，向士兵欢呼。那是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有着英国贵族血统的海军元帅，时任二战东南亚盟军总司令，与他同行的还有七名同盟国部队军官。人群沸腾了，他们看着七名高级日本将领签下降书。
日军撤退，新加坡人民终于脱离日治下残酷的三年噩梦，重归英国的“宁静”殖民统治。
19世纪初，新加坡就成为了英国的海峡殖民地。起初多是华人移民，而后“海峡土生华人”越来越多。土生华人早已习惯了英式殖民地文化，社会富裕阶层更以子女接受英式教育为荣。李光耀也是其中一员。他的曾祖父从广东下南洋，随后在此经商，祖父经营轮船事务，家道昌盛。日军入侵时，他就读莱佛士学院，新加坡最好的英校。
1946年，李光耀乘上了大不列颠号客轮，前往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求学。几个礼拜后，他转到剑桥念法律，保持著名列前茅的成绩。
远在欧洲的李光耀时刻关心着新加坡的局势。新加坡在英总督统治下，进行着缓慢的复苏。然而，动乱不断，新加坡当局昏庸无能，共产主义运动火花四溅，政治骚乱不时发生，甚至发生了射杀英籍树胶园主的案件。
李光耀与结识的殖民地留学生之间，时常激烈讨论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未来。剑桥求学期间，他遇到了曾经在莱佛士学院的经济学导师吴庆瑞，两人志同道合，有着相似的理念。后来李光耀执政新加坡，吴庆瑞也在经济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埋头苦学的同时，李光耀加入了剑桥大学工党俱乐部，每逢周五去听英国工党政府部长的发言。
“我这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英国留学的新马学生，完全接受了工党政府的公平合理纲领，我们也很向往成熟的英国制度。我们把在英国看到的一切，拿来与新加坡和马来亚比较……在新加坡的宪制舞台上，根本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我深切感到我们这一代人回到新加坡的时候，必须填补这个政治舞台。”【1】
1950年，通过英国律师资格考试的李光耀返回新加坡。大学毕业的他在一家律所工作，亲身接触政府作为后，他更加 “怒其不争”。
1952年，在一次代理邮电工人的罢工运动中，李光耀获得了知名度。他联系了当地报纸发表社论，帮助邮电工人撰写宣言、罢工游行，最终吸引了公众舆论的关注与支持。工会领袖得以与政府和谈，罢工取得了胜利。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本土华人，经此运动，李光耀迅速出头，成为新兴阶层的拔尖代表。
一次次接触后，李光耀结识到工人阶级的活跃分子与核心力量。1954年，在他的主张下，人民行动党就此成立。虽然此时这个组织仍然薄弱，但早就有心从政、立志改变新加坡政治生态的李光耀意志坚定，他与同盟们四处奔走演讲，角逐议员选举，壮大党派影响力。
1955年，新加坡的共产主义统一战线火热，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律师兼议员身份的李光耀从中调停。7月份，同为英国殖民地的马来亚联邦大选后，巫统首领东姑·拉赫曼向英国提出了“独立”的诉求并且大获胜利，两年后马来亚将独立。
激情盎然的新加坡联邦首席部长马绍尔受到激励，也试图追求“独立”，当时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的李光耀深知这是海市蜃楼，但辩论无效。果然，全权独立的诉求惹恼了英国。林有福接任成为了新加坡首席部长，同时提交了新的宪制大纲给英国议院，建议新加坡为“自治邦”。
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同年5月，新加坡开启了第一次大选。人民行动党在51个立法议院议席中赢得43席，大获全胜。35岁的李光耀正式执政新加坡。
6月5日，新加坡首届政府内阁在市政厅大厦宣誓就任，十位成员有：李光耀、王永元、吴庆瑞、王邦文、杜进才、阿末依布拉欣、拉惹勒南、杨玉麟、以及贝恩。
英国总督退出新加坡，英国国旗也从新加坡的土地降下。新的国徽、国歌，新的政府机构改革、城市面貌改造、公务员降薪……新一届政府有条不紊展开着国内建设。然而，英国人的“大马来西亚”目标从未熄灭。
起初，东姑·拉赫曼坚决反对与新加坡合并，其对国内的政敌社会主义分子十分警惕。这时，人民行动党对外的标签仍然有浓厚的社会主义标签。其实，李光耀对此也保持警惕。他并不希望独自独立的新加坡走向这条道路。
在英国推动下，李光耀提出了一个更大的合并方案，包括婆罗洲英国三属地。经过了多次谈判和重重困难，马来亚改变意见，同意与新加坡合并成为马来西亚联邦。
然而，政治合并终究拗不过人民意志，百姓的分裂造就了两股相互敌视的力量。合并第二年，马来人与华人的种族暴乱不断，马来种族主义盛行，马来西亚统治者也不愿意给与华人对等的政治权利。
无可奈何之下，绕开英国，李光耀与马来西亚首相东姑· 拉赫曼达成了一份协议，新加坡的命运就此改变。
1965年8月9日，星期一，10点钟，新加坡广播电台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断。广播员庄严又简洁读完了一份宣言---“我，李光耀，以新加坡总理的名义，代表新加坡人民与政府，宣布从1965年8月9日起，在自由、正义、公平的原则下，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由、独立与民主的国家。”紧接着另一份宣言，马来西亚东姑·拉赫曼也宣布，新加坡不再是其一个州，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邦国。
这两份宣言分别用马来语、华语、英语播送一遍。此前，李光耀已经会见了各国使团，将新加坡独立的消息通知了出去。对此，新加坡华人区如释重负，人们放鞭炮庆贺。然而，新加坡独立，实非李光耀所愿。当天电视台的发布会上，当追述几天前的吉隆坡会谈时，李光耀心情激动，口不能言，停顿了二十分钟才能继续回复记者。
“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缺少躯体一样。” 李光耀内心始终盘旋著一个问题：如何生存下去？
新加坡国土面积仅有685平方公里，人口仅两百万，放弃了抱团成长，独立只会更难。李光耀不禁感到茫然。当时，打头的第一个要紧事是解决就业。政府预测下一年的失业率将达到14%，情势很糟。如果没有妥善过渡，新生的政府极可能迎来动乱。
即将撤离的英国驻守队伍给了新加坡一个重创。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里，英国驻守防务开支就占去了20%。英军的撤离，还引发了新加坡国内资本外流的恐慌。然而，李光耀考察马耳他时看到港口人员悠哉，发现新加坡本土人员是多么依赖外来援助。当时，英国答允给这些港口工人极其大方的裁员补偿。李光耀向新加坡的工人发出警告“不能靠讨饭钵过活。”
况且，长期来看，大英帝国光辉逝去，新加坡的价值也随之消散。新加坡过去以转口贸易和资源出口的产业完全是在英国殖民地这一角色下堆积起来，1959年以前，新加坡国民收入的75%来自转口贸易活动。倘若离开英国，新加坡应该走哪条路？李光耀的思考是务实的：“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已经达到顶限，往后会进一步式微。我们想方设法，愿意尝试任何切实可行的点子，只要能制造就业机会，我们不必负债过日子就行。”【2】
更为难得的是，充满危机感的新加坡就有着全球化的视角：需要在全球竞争中找到一个独特的优势。李光耀为新加坡的未来画下了蓝图：
“处在第三世界地区的新加坡，要成为第一世界的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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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体：头等要事
李光耀找到了荷兰籍经济学家阿尔贝特·温斯敏特，后者曾在1961年联合国技术署的一个项目下访问新加坡，此后二十多年他成为新加坡的经济顾问。温斯敏特教授认为，此时的新加坡“正走在刀刃上”。
虽然同是落后的第三世界，但或许因为历史遗留因素与资源匮乏、狭小邦国的紧迫感，这一批接受英式教育的开国者们一开始就选择了不一样的道路。
当时，一派经济学家将跨国公司视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土地、劳动、原料的剥削者。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售廉价的原料，又向其购买消费品。这种理论没有引起李光耀的共鸣：“我们有实实在在的问题要解决，不能受任何理论或教条的约束。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2】
正相反，他们的想法是，倘若能够吸引跨国企业的工厂，也就能吸引来资金、知识、市场和人才。因此，与60年代一批追赶者们惯行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相反，新加坡从一开始就拥抱了开放。
过去，新加坡作为贸易中转枢纽，一部分是得益于天然的地理优势，另一部分则是英国的“照顾”。而现在，新加坡必须要培养起本土的、能够说服投资者投入资金的条件。
1961年成立的经济发展局变身为一个一站式服务机构，工作内容就是吸引和服务外来投资者、企业家。
这群年轻的经济发展局官员年轻有为，干劲十足。然而，此时的新加坡仍然是第三世界国家中默默无名的一个，“经济发展局官员有时拜访四五十家公司，才找到有一家有兴趣访问新加坡。”【2】与此同时，新加坡修建基础设施，譬如完善的工业园；参与工业投资；推出财务奖励、免税等措施；稳固劳资关系等等。
历经数年的摸索后，60-70年代美国的电子产业转移浪潮选中了新加坡。1968年，德州仪器、惠普等公司决定来新加坡设厂。随后，一批美国电子公司接踵而来。70年代，新加坡出口工业的外资年增长率达到了10％—20％。到1973年，新加坡经济年平均增长达到了12.5%。
制造业让新加坡的机器运转起来的同时，李光耀及其内阁部长们开始瞄向了另一个目标：东南亚的金融中心。
1968年，经济发展局局长韩瑞生向温斯敏特寻求建议，后者给出的首要建议是解除外汇限制。新加坡当即决定放开外汇管制，允许资金在新加坡自由流动。
放下身段，放开限制，新加坡迅速吸引了大批外资汇入。譬如，新加坡宣布取消非居民利息预扣税，所有亚元存款无需遵守法定流动资产和储备规定；外籍居民在新加坡开户存款的利息可自由汇出；外籍居民在亚洲货币金融机构的存款、亚洲美元债券、新加坡政府发行的免税公债均可免收产业税。跨国银行机构率先入局，在此进行中转交易。随后新加坡的外汇、证券等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市场、基金管理市场等也日益壮大。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提到，80年代中期后，同区域的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新加坡实施更为优厚的税务奖励措施，但其实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根基在于专业透明的金融监管，这背后是“法治和司法独立，稳定、称职而清廉的政府。财政部每年都要有预算结余，新元坚挺而稳定。”【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