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个雨后的暑日抱了笔记本一边写作，一边等我的朋友，在新加坡金沙赌场大厅出口的咖啡座里。金沙酒店永远是中国游客的最爱，这里有赌场、有各种大牌奢侈品店，还有无边泳池和只要刷筹码积分就能入住的房间。
我的身边人来人往，有西装革履的名流即视感的男人，也有蓬松著一头茂盛的大卷发，穿着无袖大花紧身连衣裙，大面积敞露小麦色肌肤的南洋女人。我没有进到赌场里，但我能想像出筹码倒在丝绒桌面上的轻微声音，和周遭不动声色或七情上面的赌徒脸庞，还有扎著高马尾、穿着黑色丝绸衬衫，画着艳色口红走来走去的赌场女公关。这是属于他们的纸醉金迷的南洋。
我的南洋，则是这里大多数中产阶级生活的样子。穿着优衣库的运动服、踩着青草的露珠在对面属于印尼的东部海边公园慢跑，上班路上经过郁达夫和王映霞这一对怨偶分手的南天大酒店，放空的时候去利苑吃早茶或者去网红西餐厅打卡brunch，在牛车水买中国商品时忽然听到邓丽君旖旎的歌声，或者在周末临时去附近的小岛上做一下spa，在对着泳池的露天咖啡馆里发一会儿呆。
相比于大马、越南、菲律宾等其他南洋国家，新加坡拥有极强的发达国家风格，它是一个秩序、整洁、都市化的花园国家，以严格、有效的国家管理成为世界标杆。这一个小小的岛国借助于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异军突起，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完美保留了殖民主义时期的南洋风格，那一种怀旧的、溽热的、带着荷尔蒙分泌的性感。
来自中西方的不同文化在这里冲撞，于是新加坡努力平衡著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中式与西式的文化。从传统的中式价值观而言，女性的被保护地位，通过一本《妇女宪章》（婚姻法）达到了某个高度，简而言之，《妇女宪章》就是保护旧式女性在婚姻中的权利和地位，第一维度是为离婚创造各种法律意义上的“障碍”，第二维度则是设定离婚后的行事规则，比如前夫必须负担前妻直至下一次婚姻前的赡养费。所以，在这一制度下，家庭主妇的地位是极受尊重的。她们负责专职养育小孩，雇佣月薪在3000-5000元人民币不等的菲佣，在料理完家务之后，换上一条连衣裙、涂上艳粉色的口红，出门喝喝咖啡、逛逛超市。
西式的文化价值观则在另一个层面上浸淫著这一个国家，新加坡推崇男女平等的精英教育，绝不允许女童主动或被动失学。这儿的新一代女性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喜欢攻读专业类课程，优先选择的职业是医生、律师和金融分析师，专业人士的职业路径颇受尊重。
我很喜欢我的医生Dr. chua，她拥有我所欣赏的女人所有的样子。她年近50，瘦的像一个香港女人，经典的bob头，钻石耳钉，和我一样经常戴男式手表，著艳色套装。作为新加坡的著名妇产科医生，她在繁忙工作之余，竟然生育了5个孩子。她是第二代移民，从英国留学回来后，先在公立医院熬了将近十年的资历，便和朋友合伙开诊所，冷静果敢、气场强大。这是我穷一生之力无法达到的境界。
以旅居者的视角仔细看去，这里的大多数女人都带上了坚韧、勇敢的别样风情。如果说在高压的都市生活里，香港女人们还有“揠生活”一说，那么，在房价相对企稳、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的新加坡，女人们对于生活的尊重和热爱，大多是自驱的，主动的。女人如何面对漫长的一生，一向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物化自我的年轻可爱固然能够带来某个阶段加持的红利，但在经历爱与痛，享受生活之吻后，依然拥有自主选择的能力，这是命运所能馈赠的慷慨礼物。
我在曾经的一篇专栏里描述过这样的生活——在物质层面上，贯彻极简主义者的一切原则：将繁琐的对于食物、穿着以及其他的生活观念，切实落实到味千拉面、优衣库以及红眼航班这些务实的平价消费品之上。断断续续在新加坡住了几年后，我感知到，这便是大多数新加坡国民对于生活的成熟观点。任何的爱好和消费，都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而不是出于虚荣和为了证明自己。
不同于在乌节路或者来福士商场抢购大牌的游人，本地人的“国民标配”是大裤衩和人字拖。大多数新加坡人，在时尚上放弃了自我，以追求舒适为主，但在追求个人爱好、充电培训或者孩子的教育上都会投入不菲的金钱。我常常遇见在乐器中心自得其乐打鼓的白头发老年人，学费大约是一个月3000新币。再比如一家早教中心，三个月每天三小时的幼儿培训，大约需要5000新币。
我曾做过一个社会实验。几个月前，我决定执行“断舍离”的三清政策，从几百条裙子里，找了一批波西米亚风，设计精美，质量过硬，适合办公室、或者旅游度假、下午茶等各色场合的衣裙，以十分之一甚至更低的价格，在二手app挂牌。我的二手顾客里，有金融行业的华人分析师，也有带着几个孩子的马来妈妈，还有在机场工作的斯里兰卡移民。我和我的新加坡朋友阿花聊天，她对我说，和中国相比，新加坡的二手市场更为实效和发达，在本地的几个二手app上，最好卖的依次是电器、婴儿用品，还有运动装备。
对于物质的淡漠，和对其极尽其价值的使用。这是发达国家在国民经济中发展中出现的“低需求”倾向。在威廉·曼彻斯特的史诗级巨著《光荣与梦想》中，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代的“低需求”经济进行过细致入微的刻画。发达国家往往熟稔经济发展的曲线定律，人们早已习惯了未雨绸缪。在当时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代背景下，中产阶层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直线坠落，富豪们捂紧了钱包，却也挡不住通货膨胀下的货币贬值。稍稍幸运的是蓝领们，因为不管经济如何变化，人们总得满足基本的吃穿住行，于是这些致力于服务业的人们本就过着消费水平不高的生活，相对受到的心灵上的冲击还能勉强承受。
直到今天，美国人依然保留着大萧条带给他们的某些“低需求”习惯。大多数普通的美国家庭，在衣着上不太讲究，一件旧T恤穿上几年也并不在意；在吃上，更是汉堡加可乐，管饱就成；他们最快乐的事情，大约是一家人开着敞篷车享受公路旅行。这和发生在新加坡的生活方式有相似之处。
很多年过去了，我回想起我第一次到新加坡的样子。开车行驶在新加坡寸土寸金且清洁有序的市中心，经过现代都市风格的商场Mall，经过颜色雅致、排列整齐的住宅小区，也经过殖民主义风格的矮矮的黄黄的老式店铺，拥有深浅不一的肤色的人们在新加坡河边来来往往，前半生写在他们的脸上，后半生便纠缠南洋的这一抹小小的岛屿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