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vs日本：谁的老龄化危机应对方案更有效？
新加坡劳动力增长已趋平稳
新加坡的刺激措施更深层次地侧重于经济的增长引擎
日本已经老去；新加坡正在上演老龄化。日本的劳动力人口陷入萎缩；新加坡劳动力增长已趋平稳。日本的同质化社会一直疲于应对移民带来的问题；新加坡的文化则非常欢迎外籍工人，尽管热情在日渐减退。
那就可以说这个城市国家是要通过主动减少人口和像日本那样经历“失落的几十年”来自摆乌龙吗？
增长乏力：鉴于人口老龄化加之移民管制措施限制了外籍劳工数量，新加坡就业增长开始陷入停滞（包括约25万名外籍劳工）。资料来源：新加坡人力资源部
在2月18日发表的年度预算案讲演中，新加坡财政部长王瑞杰(Heng Swee Keat)宣布将加强对服务业外籍工人的限制，使得围绕他经济策略的有关问题变得更为紧迫。对新加坡的公司而言，以合适的薪资雇用一定数量符合需要的人才早已成为他们最头疼的事。然而，这位由官僚出身、有望成为新加坡下一任总理的政治家，正在给新加坡带来更多问题。
那么，在抑制外籍工人增长的背后，王瑞杰到底有什么样的深谋远虑呢？
让我们回顾一下2013年以来新加坡服务业劳动力构成的变化。那时候，新加坡的外籍劳工占比上限是45%。举例而言，一家拥有20名全职本地雇员（公民或永久居民）的企业可以雇佣16名外籍工人。到了2015年，这一上限降至了40%。同样是拥有20名本地职工的企业，需要裁减3名外籍雇员。
现在，王瑞杰希望到2021年1月时，分两步将外籍劳工的上限进一步降低到35%。从而需要进一步裁减两名外籍雇员，同时保持20名新加坡本地人的就业。由于企业需要扩张业务，他们将不得不雇佣更多的本地人来弥补外籍雇员减少的空缺。这个办法具有风险，因为公司总是有可能停止扩张甚至会倒闭。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这场赌博还是赚了。
增加收入是硬道理：新加坡的家庭名义薪资涨幅有所放缓，但经通胀调整后的薪资涨幅提高了一倍（家庭薪资收入包括雇主对公积金的缴款）。来源：新加坡统计局
2013年至2018年间，至少拥有一名成员就业的新加坡家庭，经通胀调整后的人均收入增长了近23%，而此前五年的涨幅不到10%。
对于一个开放的小型经济体（560万人口）而言，采取永久的反移民立场是正确选择吗？再来对比日本的情况，但这次要重点比较这两个国家如何应对低生育率这一共同的人口挑战。自2013年以来，日本采取了大胆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以遏制通缩预期，营造低水平甚至负的实际利率环境，进而促使企业加大投资，提高工资。
然而，这项被称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的刺激计划收效有限。相比之下，新加坡的刺激措施更深层次地侧重于经济的增长引擎，并辅之以强势货币（而不是像日本那样的弱势货币）。日本是被迫通过提高销售税率来缓解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新加坡则是利用其令人羡慕的财政资源向低收入从业者发放津贴。根据王瑞杰发表的最新预算案，新加坡60岁老人以及低收入者所获收入的30%将来自政府的财政资源。在此基础之上，政府还将拨出80亿新元（约合59亿美元）用于向老龄人口提供各类津贴。
在大选和政府领导层更替之前巩固民众对执政的人民行动党(People 's Action Party)的支持，可能是出台上述措施的目的之一。但这项慷慨的预算案背后也有其经济上的原因。在从交通、电信到媒体和银行业的各个领域内，新加坡已经系统性地在小范围内针对低效率和价格偏高采取了对策。政府甚至与开发商产生了矛盾。在经历了长期的政策引导的房价下跌之后，众开发商都希望房地产市场能上演香港那样的火爆行情。可他们最终等来的是政府的新一轮调控措施。
很难说这场实验将如何结束。新元可能必须保持强势，才能确保人为紧缩劳动力市场不会引发通胀率的螺旋式上升，尽管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有什么可以指出的话，就是过去五年里，新加坡家庭实际收入大幅增长的部分原因是通胀率一直保持在低位。全球需求疲软背景下的强势货币可能产生溢出效应，催生资产价格泡沫。因而，对房地产的限制措施可能会继续保持下去。（我原来的预期是政府换届后，房地产限制可能会放松，对外来移民的鼓励会略有增强。）
尽管财政部长王瑞杰提出限制服务业的外籍工人，但他同时也希望减少其中的低技能工人数量。鼓励日常生产活动的自动化是落实该计划的关键。过去三年新加坡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势头必须保持下去。否则，如果失去外籍工人的增长，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不可能比1.5%的长期生产率增幅高出多少。新加坡将输给竞争对手。
新加坡有自己的特殊性：全世界没有多少城市能够决定自己的移民政策。然而，如果“王瑞杰经济学”(Hengnomics)真想取得成功，至少要在增加货币投放和负利率之外另辟蹊径，打破人口统计学方面的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