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随着新加坡生育率跌至历史最低点，韩国虽缓慢却显著的回升为全球提供了希望与借鉴——专家指出，这背后是一套系统性、长期性的社会改革。
2025年2月26日，新加坡国会公布数据显示，该国总和生育率（TFR）已降至0.87，延续了自2023年跌破1.0大关后的持续下滑趋势。TFR低于1意味着平均每名女性一生中生育的孩子不足一个，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的2.1更替水平。
韩国的生育率曾连续八年下滑，于2023年跌至全球最低的0.72。但过去两年却逆势回升：2024年升至0.75，2025年进一步攀升至0.8。在多数发达国家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这一逆转尤为突出。
大手笔投入
自2006年以来，韩国政府已累计投入超过360万亿韩元（约合2500亿美元）用于提升生育率，涵盖托育补贴、现金奖励与住房激励。然而，这些措施在初期收效甚微——生育率从2006年的1.13一路下滑至2023年的0.72。
转折点出现在2022年，首尔推出总额6.7万亿韩元的“生育支持计划”，通过为新婚夫妇提供福利住房、扩大托育容量、发放育儿奖金等组合拳发力。新生儿家庭可获得200万韩元的生育津贴，二胎以上再追加300万韩元；自去年起，在首尔登记结婚的新婚夫妇还可额外获得100万韩元奖励。
产假制度也大幅延长。2025年，韩国内阁通过法案，允许父母共享长达三年的育儿假。
除经济激励外，首尔等城市还推出针对忙碌单身人士的官方交友计划，通过组织社交活动帮助人们建立伴侣关系。
文化转型
韩国官员指出，真正推动生育率回升的，是难以立法却更深层的社会态度转变。CNN本月采访的多位父母表示，上司对育儿假的普遍支持，显著缓解了职场与家庭之间的冲突。
新加坡国立大学儿科系教授杨珍（Jean Yeung）指出，韩国的许多政策与新加坡现有措施高度相似——新加坡已为符合条件的母亲提供16周带薪产假，父亲4周，并设有10周共享育儿假。但韩国长达三年的育儿假制度，传递出更强烈的信号：“他们正认真挑战社会中的性别规范与实践。”
政策研究所（IPS）高级研究员甘帕娜·维格纳萨博士指出，韩国在职场文化上的进步源于十余年来持续推动雇主改革。反观新加坡，部分企业正逐步取消弹性工作制、强制员工返岗办公——这些看似细微的举措，实则成为生育的重要障碍。
“政府可出台政策，明确赋予父母‘自动豁免权’——当他们提出育儿需求时，无需反复争取。”她建议，“这需要整个职场生态共同理解：提升生育率，绝非个人责任，而是一场集体行动。”
人口结构的挑战
韩国生育率回升，也得益于更多人步入婚育黄金期——“婴儿潮一代”的子女如今正进入30岁左右的生育高峰期。
相较之下，新加坡的人口结构更为严峻。杨教授指出，本地“生育低谷一代”已基本度过最佳婚育年龄。截至2024年，新加坡初为人母的平均年龄已达31.9岁。
截至2025年，新加坡30至34岁的女性有16.45万人；而25至29岁群体骤降至13.13万，20至24岁更仅剩10.76万。这意味着未来十年，进入婚育黄金期的女性数量将持续萎缩。
但曙光犹存。2024年，韩国超过三分之一的新生儿由35岁以上的母亲生育；在首尔，五分之一的分娩涉及辅助生殖技术。
“新加坡或许也应加大在不孕治疗补贴与配套产假上的投入，抓住‘生育低谷一代’最后的生育窗口期，帮助那些渴望育儿却面临困难的夫妇实现愿望。”杨教授表示。
长远之计
专家谨慎提醒，尽管韩国取得进展，其生育率仍处于极低水平，未来能否持续回升尚存不确定性。
IPS高级研究员陈宝琳指出，这种反弹或许正源于“持续而一致的公共宣传”与社会各界密集推出的激励措施。“这些信息不断强化父母的信心，也赋予他们在职场中更强的议价能力。”
甘帕娜博士强调，改变观念需要耐心与坚持。家庭价值观的培育应从学校阶段就开始——“我们长期推崇‘成就文化’，强调职业发展、追求卓越，这种文化本身已成为生育的障碍。”
她还担忧青少年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个性化娱乐设备正在取代我们与他人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孤独感变得极易被消解，却也削弱了建立亲密关系的基础。”她欢迎新加坡近期禁止中学生在校使用手机的举措。
“最终，提升生育率不是政府单打独斗能完成的任务。”她总结道，“我们需要重建‘村庄’——那个曾为育儿提供集体支持的社区网络。它不会是过去甘榜的模样，但必须找到新的方式，来共同承担养育孩子的复杂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