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隨著新加坡生育率跌至歷史最低點，韓國雖緩慢卻顯著的回升為全球提供了希望與借鑑——專家指出，這背後是一套系統性、長期性的社會改革。
2025年2月26日，新加坡國會公布數據顯示，該國總和生育率（TFR）已降至0.87，延續了自2023年跌破1.0大關後的持續下滑趨勢。TFR低於1意味著平均每名女性一生中生育的孩子不足一個，遠低於維持人口穩定的2.1更替水平。
韓國的生育率曾連續八年下滑，於2023年跌至全球最低的0.72。但過去兩年卻逆勢回升：2024年升至0.75，2025年進一步攀升至0.8。在多數已開發國家生育率持續走低的背景下，這一逆轉尤為突出。
大手筆投入
自2006年以來，韓國政府已累計投入超過360萬億韓元（約合2500億美元）用於提升生育率，涵蓋托育補貼、現金獎勵與住房激勵。然而，這些措施在初期收效甚微——生育率從2006年的1.13一路下滑至2023年的0.72。
轉折點出現在2022年，首爾推出總額6.7萬億韓元的「生育支持計劃」，通過為新婚夫婦提供福利住房、擴大托育容量、發放育兒獎金等組合拳發力。新生兒家庭可獲得200萬韓元的生育津貼，二胎以上再追加300萬韓元；自去年起，在首爾登記結婚的新婚夫婦還可額外獲得100萬韓元獎勵。
產假制度也大幅延長。2025年，韓國內閣通過法案，允許父母共享長達三年的育兒假。
除經濟激勵外，首爾等城市還推出針對忙碌單身人士的官方交友計劃，通過組織社交活動幫助人們建立伴侶關係。
文化轉型
韓國官員指出，真正推動生育率回升的，是難以立法卻更深層的社會態度轉變。CNN本月採訪的多位父母表示，上司對育兒假的普遍支持，顯著緩解了職場與家庭之間的衝突。
新加坡國立大學兒科系教授楊珍（Jean Yeung）指出，韓國的許多政策與新加坡現有措施高度相似——新加坡已為符合條件的母親提供16周帶薪產假，父親4周，並設有10周共享育兒假。但韓國長達三年的育兒假制度，傳遞出更強烈的信號：「他們正認真挑戰社會中的性別規範與實踐。」
政策研究所（IPS）高級研究員甘帕娜·維格納薩博士指出，韓國在職場文化上的進步源於十餘年來持續推動僱主改革。反觀新加坡，部分企業正逐步取消彈性工作制、強制員工返崗辦公——這些看似細微的舉措，實則成為生育的重要障礙。
「政府可出台政策，明確賦予父母『自動豁免權』——當他們提出育兒需求時，無需反覆爭取。」她建議，「這需要整個職場生態共同理解：提升生育率，絕非個人責任，而是一場集體行動。」
人口結構的挑戰
韓國生育率回升，也得益於更多人步入婚育黃金期——「嬰兒潮一代」的子女如今正進入30歲左右的生育高峰期。
相較之下，新加坡的人口結構更為嚴峻。楊教授指出，本地「生育低谷一代」已基本度過最佳婚育年齡。截至2024年，新加坡初為人母的平均年齡已達31.9歲。
截至2025年，新加坡30至34歲的女性有16.45萬人；而25至29歲群體驟降至13.13萬，20至24歲更僅剩10.76萬。這意味著未來十年，進入婚育黃金期的女性數量將持續萎縮。
但曙光猶存。2024年，韓國超過三分之一的新生兒由35歲以上的母親生育；在首爾，五分之一的分娩涉及輔助生殖技術。
「新加坡或許也應加大在不孕治療補貼與配套產假上的投入，抓住『生育低谷一代』最後的生育窗口期，幫助那些渴望育兒卻面臨困難的夫婦實現願望。」楊教授表示。
長遠之計
專家謹慎提醒，儘管韓國取得進展，其生育率仍處於極低水平，未來能否持續回升尚存不確定性。
IPS高級研究員陳寶琳指出，這種反彈或許正源於「持續而一致的公共宣傳」與社會各界密集推出的激勵措施。「這些信息不斷強化父母的信心，也賦予他們在職場中更強的議價能力。」
甘帕娜博士強調，改變觀念需要耐心與堅持。家庭價值觀的培育應從學校階段就開始——「我們長期推崇『成就文化』，強調職業發展、追求卓越，這種文化本身已成為生育的障礙。」
她還擔憂青少年過度依賴智慧型手機：「個性化娛樂設備正在取代我們與他人面對面交流的時間，孤獨感變得極易被消解，卻也削弱了建立親密關係的基礎。」她歡迎新加坡近期禁止中學生在校使用手機的舉措。
「最終，提升生育率不是政府單打獨鬥能完成的任務。」她總結道，「我們需要重建『村莊』——那個曾為育兒提供集體支持的社區網絡。它不會是過去甘榜的模樣，但必須找到新的方式，來共同承擔養育孩子的複雜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