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本周一(5月17日)宣布取消计划在新加坡举行的特别年会。
会议原定于2021年5月举行，后推迟三个月。近日，世界经济论坛称，考虑到多国疫情形势加剧，情况仍不稳定，最终决定将会议推迟到2022年上半年举行。
从安全角度出发这一决定受到认可，但人们普遍感到遗憾。
教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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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简历
Andrew Delios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策略与政策系教授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
毅伟商学院博士
教研领域：国际化战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战略、东亚市场投资等
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活动之一，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政府、学者和社会领袖。
论坛为各界重要人物创造了一个围绕全球最紧迫问题来制订国家和国际议程的平台。各国领导人在世界经济论坛中会晤，制订议程，为改善人民生活带来期冀。
2020年1月21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标志(路透图片)
全球抗击疫情受挫
世界经济论坛新加坡年会的取消不仅使面对面讨论疫情管控问题的重要机会不复存在，而且产生了极为可惜的象征性连锁反应。
来自社会各界的领袖无法共聚一堂，这释放出的信号表明，疫情已经影响了全世界的正常生活和思想，即便是全球精英也无法克服疫情的挑战，这也无意中强化了这些挑战的难度。
然而，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亟需领导力和多边决策，引导世界从这场毁灭性的全球疫情中实现复苏。
之前随着疫苗接种刚刚萌生出的乐观情绪，也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取消而受到打击。
此外，会议取消也动摇了以多边合作为基础看待公共政策倡议的希望。虽然可以理解，但新加坡不得不带着遗憾关上国门，优先应对新一波疫情来袭。
随之而来的悲观和低落情绪可能会对全球抗击疫情的集体意愿施加连锁反应。限制个人行动、减少病毒传播和维持民众支持的相关政策实施起来将更为困难。
雪上加霜的是，如果各国继续各自为营，而不是集中精力推动国际合作，疫情的负面影响将更为显著。
新加坡国际平台作用减弱
作为会议主办国新加坡，也因此蒙受相关损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新加坡正逐渐成为国际领导人的重要会议地点。
2018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特金会”就在新加坡举行，这次会晤的重要性不亚于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时任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部长陈振声和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在新加坡会晤(陈振声Facebook主页图片)
随着中美关系和其他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新加坡原本有望提高其作为国际关系调解方和中立场所的重要性。
新加坡还计划于6月举办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接待一批世界顶级国防领导人和官员。(编注：5月20日，香格里拉会议主办方在网站宣布取消原定于6月4日至5日在新加坡举办的“香会”。)
新加坡凭借区域经济领导地位在全球舞台上占据显要位置。因此，新加坡本有望巩固自身地位，在思考全球政治、国际关系、当前世界紧迫问题上发挥思想领导力。
而随着世界经济论坛特别年会的取消，新加坡不得不打消这一愿望。会议取消意味着新加坡又失去了一次主办国际重要论坛的机会。
尽管新加坡首当其冲地承受了声誉风险，但我们也必须明白，主办方决定取消会议且并未采取其他替代方案，如混合模式。
这一果断行动与东京奥运会形成鲜明对比。东京奥运会主办方仍在硬著头皮与公众负面情绪抗争，试图继续举办奥运会。
显然，世界精英们对于举办一项国际活动的在意程度有些参差不齐。
其二，新加坡一直被誉为抗击疫情最得力的国家之一。
在2021年5月新加坡疫情反弹之前，新加坡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因成功实施合理的政策而广受赞誉，彭博社甚至将新加坡列为疫情期间全球最佳居住地。
然而，与任何看不见的敌人一样，病毒能潜入最精密的防御系统。
新加坡疫情期间，人们戴着口罩出行(路透照片)
可惜的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取消使新加坡获得的国际赞誉受到了影响。
尽管世界经济论坛宣布取消特别年会的原因是“全球疫情恶化”，但新加坡一周前刚刚宣布收紧防疫限制措施，并退回到“疫情防控第二阶段”，因而宣布取消会议的时机对新加坡而言极其不利。
会议的取消和新加坡疫情反弹同时发生，显示出二者存在因果关系。
毕竟，如新加坡贸工政务部长陈圣辉此前曾在国会所表示，新加坡成为主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加坡有能力为世界精英提供安全保护，让他们集思广益应对全球挑战。
对此，一种简单的解释是，新加坡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在努力控制境内疫情。不管这种解释是否合理，会议取消确实给这个国家在效率和管控方面赢得的国际声誉蒙上了阴影。
机遇同样存在
我们很清楚，疫情已成为世界新常态。我们也许会永远生活在新冠存在的环境中，就像与流感、感冒和其他全球性病毒共存一样。
我们的目标并非消灭病毒，而是实现某种程度的可管理疫情控制。在这方面新加坡直到上个月都一直表现良好。
2021年1月29日，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李显龙总理与世界经济论坛主席Børge Brende先生对话(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新加坡总理办公室图片)
既然新加坡不再承担举办全球性活动的责任，那么是时候解决手头的艰巨任务了：如何有效管控新一波社区感染。
虽然新加坡已经失去了世界经济论坛带来的好处，但仍可以获得其他收益。
新加坡领导人必须在确定疫情有效管理方面明确目标，唤起民众信心，鼓励民众尽早接种疫苗，增强集体抵抗力。
领导人还必须明确后疫情时代的新加坡会是什么样子。这也是成立“越战越勇工作小组”(Emerging Stronger Task Force)的用意。
新加坡表现出了应对危机的能力。此次世界经济论坛会议取消恰逢疫情反弹时期，对新加坡领导人来说很可能是个转折点。
现在新加坡不仅有机会着手经济恢复，而且能引领和激发抗击疫情的社会韧性，从而巩固民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社会契约。
文章英文版首发于cna官网
原文标题为Commentary: The great pity behind the cancelling of the WEF meeting
作者：Andrew Delios，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策略与政策系教授
*本文观点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机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