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明日报》（3日）报道，宏茂桥有一名六旬老妇担心独自在家出事会变腐尸，因而经常在组屋楼下徘徊，甚至一度被误以为是无家可归之人。
据悉，这名老妇既非无家可归，也非严格意义上的独居老人。
她和一名朋友同住，但因为后者经常不在家，加上经常从报章上阅读到腐尸的新闻，令她担忧自己若在家出事没人发现也会变腐尸，所以才常常在外头走动。
这名老妇的际遇，不啻是新加坡老龄化社会的缩影：
人们正变得越来越孤独。
这种现象并非新加坡独有。世界卫生组织上个月正式将孤独列为迫切的全球健康威胁，并成立专门的“社会连结委员会”（Commission on Social Connection）来应对孤独问题。
值得警惕的是，2021年世卫组织指出，全球有四分之一的年长者经历过社会孤立，但面临老龄化和少子化打击的新加坡，情况可能更严峻。
2015年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一项研究现实，新加坡有五分之二62岁以上年长者感到孤独。
2021年一份《新加坡华人健康调查》的跟进调查则指出，新加坡华族年长者要比过去面临更高的社会孤立风险。
新加坡将在2030年迈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届时将有约四分之一国人年逾65岁。（海峡时报）与家人同住未必是避免孤独的万灵丹
一方面，本地家庭的平均规模逐渐缩小，导致更多年长者无法获得家人支持。
新加坡在去年创下整体生育率的历史低点，只有1.05。随着晚婚、不婚和生育率一连串因素影响，未来恐怕会有越来越多国人必须在独居中度过晚年生活。
但另一方面，有家人也并不意味着不会感到孤独。
《新加坡华人健康调查》发现，感觉被社会孤立的长者之中，有近八成是与伴侣或孩子居住，6.8％与亲戚或朋友同居，另外14.4％为独居老人。
新加坡的传统家庭价值观根深蒂固，不少国人仍认为最好的支持来自于家庭。只要有家人，有孩子照顾他们，即使没朋友也无所谓。
国大社会学系副教授冯秋石告诉《海峡时报》，很多时候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年长者的家人往往可能因为忙于自己的生活，而无法兼顾家中的老人。
有时候，家人对年长者的过度保护，也可能造成后者不敢出门，形成所谓的“家庭限制”，让他们无法接触到家人以外所提供的情感支持，包括那些可以让年长者和社区其他成员交朋友的活动。
因此，无论是独居老人或与家庭同住的老人，如何让他们晚年仍有充足的社交活动，避免陷入社会孤立而产生孤独感，是新加坡这个老龄化社会的重要课题。
活跃乐龄中心，将扮演这样的角色。
卫生部长王乙康说，他希望活跃乐龄中心能成为让年长者走出家门，与社会连结，继而保持健康的“磁铁”。
在以促进年长者身心健康为主旨的“乐龄SG（Age Well SG）”计划下，政府将拨款扩大活跃乐龄中心网络。当局目标是在2025年让本地每10名年长者中，就有八人可在住家附近的活跃乐龄中心就近参与活动。
活跃乐龄中心将扮演让年长者走出家门和他人接触交流的重要角色。（联合早报）
同时，为支持年长者在家或社区“原地养老”（ageing in place），政府也将陆续推出供65岁以上国人购买的社区关爱组屋（Community Care Apartments）。
这类组屋结合住宅与看护模式，相关服务配套包括24小时应急服务、基本健康检查、社区经理也可协助住户安排所需的护理服务，以及提供基本家居维修等。
此外，居民还可根据个人生活需求，添加付费服务如看护服务、送餐、洗衣和处理家务等。
政府将推出更多社区关爱组屋。（建屋局）孤独造成的早亡风险不低于吸烟
世卫组织指出，孤独是“被低估的公共卫生威胁”，健康风险和每天吸15支香烟一样严重，甚至比与肥胖和缺乏运动相关的风险还高。
孤独也会令年长者罹患失智症风险增加50%，罹患冠状动脉疾病或中风的风险增加30%。
孤独可能衍生的健康课题，已让不少国家，尤其是老龄化问题相对严重的先进国开始正视。
继2018年英国设立史无前例的“孤独部长”一职，日本也在2021年任命了一名“孤独部长”。
日本和新加坡一样，在东方文化熏陶下，都难免有着家庭为重的观念，老一辈在少子化趋势中，恐怕会更无所适从。
为了应对孤独死问题，日本政府已计划进一步扩张社会安全网，透过在更多地区建立涵盖医生、护士、护理师以及社工的联络网，确保独居老人能在社区照看下，不至于孤独死去。
地狭人稠，过往经常被视为是新加坡的短板。
但在面对人口老化和家庭规模萎缩的冲击下，人口集中的特点，反而是新加坡在推动年长者身心相关政策时的助力，可让相关资源更精准投放在全岛各地，把接触到所需社交活动和照护服务的年长者人数极大化。
如何让年长者社会安全网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完善，让国人更能老有所依，我们拥有些许优势，但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