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huigeng( 下)

144天前     132

二 在治国理政上,新加坡政府特别注重平衡艺术。无论是“会跟”,还是“会耕”,都渗透了平衡思维。对内,它充分照顾到多元族群的感情与利益,照顾多元文化的沟通融合,照顾不同阶层的生存空间。对外,它既全心全意跟定大国,又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并且在多个大国中平衡,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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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淘沙的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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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府对面的UBS 大楼霸气十足

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华人占比最高的国家,还有马来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都占一定的比例。新加坡的领导人特别注意他们的言行举止不要让人误解为这个国家是“华人社会属性”,而是着意强调这个多元族群国家的“新加坡”属性。李光耀首次访华就特别提出官方场合要全程讲英语,以避免得罪国内其他族群。虽然新加坡的领导人和各部部长大都会汉语,但是在访华或者接见中国代表团时依然会以英语作为主要的工作语言。李光耀1976年访华期间,华国锋曾送给他一本关于1962年中印战争的书作为礼物,李光耀最终没有接受。他解释说是因为新加坡有印裔居民,书中观点又较为敏感,如果将此书带回新加坡将对族群关系造成不当影响。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族群社会,所以它所采取的平衡做法,不仅是针对外部形势,也是基于内部的敏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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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这个艺术中心的设计本是仿麦克风,却更像榴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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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公园

访问新加坡,我们特别注意到它的“组屋”。组屋是新加坡政府为低收入阶层修建的楼房,相当于中国的廉价房。新加坡的房子分三个层次,别墅、公寓、组屋。前两者是商品房,收入高的人可以购买。组屋就是一项民心工程,由政府负责修建。李光耀相信如果人们拥有房子,就能对国家更有归属感,因此在1964年推出了“居者有其屋”的房屋政策。组屋的价格对于大部分居民而言都是可承担的,每家限购一套,购房后还可以领到数量可观的政府购房补贴。政府的扶持平衡了不同收入家庭间的心态,照顾到了精英与平民间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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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屋长这个样子

组屋的出售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政策:一个小区居民的构成,华人占比多少,印度人、马来人与阿拉伯人各占多少,政府是有严格的比例规定的。组屋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房子之间是有走廊连接的,为的是让住户之间多走动,建立起和谐的邻里关系。政府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新加坡居民的构成极为复杂,各自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以及宗教信仰大相径庭。由于政府在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之间的平衡术把握得好,新加坡各个族群之间相安无事,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大的冲突。一位新加坡记者说:我们街头小吃Rojak(罗惹),把凤梨、黄瓜、沙葛、油条、豆卜、虾酱、花生碎等看起来毫不相干的食材丢进大碗里乱搅一通,最后还是搅拌成了一盘别具风味的南洋沙拉。以此比喻不同文化在新加坡的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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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庙前设香炉,供华人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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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围蔽了的观音殿前,一印度女子在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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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宗教场所比邻

我们在武吉士附近的克里斯南兴都庙看到,寺庙门口摆放了香炉,主要让当地的华人上香祭拜,印度教的仪式中是不上香的。而旁边的观音庙,虽然疫情期间不得入内,我看到有印度妇女在外祭拜,比华人还要恭敬。位于牛车水的那家印度兴都庙,因为照顾当地华人的习惯,设立善款箱,让人随意捐赠。一条街上差别迥然的宗教建筑相邻,信徒互不干扰进行着自己的祭拜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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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美术馆显得特别高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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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建筑多为英国人所留下

在新加坡游览,我们发现各民族特色的传统建筑都保存得非常完好,各呈异彩。这也是得益于政府对各种文化的平等尊重。

对外事务中,新加坡人更是将平衡术发挥到了极致。它不是简单地按敌人反对的就去拥护,敌人拥护的就去反对这样的逻辑行事,而是以本国利益为原则作务实外交。李光耀曾指出:“我们应该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去做外国人的走卒或玩物。”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却享受着很高的国际地位。仅举一例,新加坡护照获189个国家免签,居世界之首。真可谓“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在和平年代,外交手段更是一个国家获得国际地位的主要途径。有外交小国可强,无外交则大国显弱。新加坡积极参与大国事务,可谓有四两拨千斤之功力。1976年5月,毛泽东在去世前的几个月抱病接见李光耀,看中的就是新加坡的国际影响力。1993年,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汪辜会谈就是在新加坡的安排下进行的,其领导人也被认为是两岸的“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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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寓意: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仔细思考一下新加坡在治国理政上的平衡艺术,实际上是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在发扬光大。如果说“慧根”,真正的慧根在这里。在新加坡这块实验地里,全世界看到了古老的儒家文化在现代国家治理上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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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中心

在本文的结尾处,我还想来个画蛇添足。我出发新加坡前和在新加坡期间,分别读到两本书。一本是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出版的《成长在李光耀时代》(李慧敏),作者是新加坡一位女记者;一本是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19年出版的《高难任务:吴作栋传》(白胜晖著)。这两本书中有些内容,谈及政府管理与人们的感受,我想摘录几段如下: 在《高难任务——吴作栋传》一书的前言中,谈到时任总理吴作栋的老同学陈庆珠到吴的办公室与之共进午餐。吴作栋发现她惴惴不安的神情,“只见她环顾四周,显得有些紧张。我问她怎么了,她说:‘现在到处人心惶惶。内安局似乎无所不在。”吴作栋说的是内部安全局,新加坡国内情报单位。“她当时还说,‘如果有人说了政府什么,当局会毫不留情地抓人。”1987年的那一次会面,让吴作栋感到震惊。“我知道当时民间是有这么一股惶恐的情绪,只是没料到会是那么地严重,那么地广泛,甚至连跟我吃饭都变得如此可怕。”

吴作栋回忆起这一幕说:“我也希望能让人有所忌惮啊,不过必须搞清楚对象——应该感到畏惧的是罪犯和恐怖分子。可是,一旦到了人人都惶恐不安的地步,自己说了什么话之后会觉得担惊受怕……那就非常不好了。那并不是我想要治理的社会。”

李光耀曾将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递给吴作栋,要这位年轻的接班人认同这部16世纪论著所主张的政治权术思想;简言之就是:要统治,让人畏惧总比让人爱戴来得好。吴作栋把这本书晾在一旁,他并不喜欢马基雅维利的统治作风,他主张“应该更宽容、更温和,这样才好”。 而《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也有这样的内容,原文如下:

新加坡人民和政府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关系。一方面,大家抱怨政府管得太多,另一方面却样样事情都指望它的帮助,生活中不能没有它。政府呢,一方面希望人们不要太依靠它,另一方面却什么都得安排妥贴周到,害怕放手了,天下就大乱。(P162) 如果我们还继续一味期待另一强人的出现,而不是把重点放在改变和完善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上,并接受一党独大的局面可能结束的一天,我们将陷入“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暗淡境地。(P202)

一些评论对“新加坡模式”赞赏有加,甚至不断研究如何将之移植,而我们对于此番关注也常津津乐道。但此模式若用于现今,恐怕就像希望使用最原始的电脑处理复杂的程序一样,必定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不少新加坡人对政治采取了避而远之、明哲保身的态度。他们会在私下里发泄对政府的许多不满情绪,但一旦你要他们公开在媒体上发表意见,他们就会躲躲闪闪,噤若寒蝉……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我们只能继续摸索前行,实现经济增长与民主自由都可兼得的理想状态。(P124) 这两本书上摘录的文字,分别代表了来自最高层与平民层的声音,应当不是无病呻吟。对于新加坡而言,它在治国理政的多个方面平衡兼顾,成就斐然,我想,如果它在政府管理与民主自由二者上也平衡一点,把老祖宗的中庸之道再发挥得好一点,“新加坡模式”将会更有魅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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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公园的超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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