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治國理政上，新加坡政府特別注重平衡藝術。無論是「會跟」，還是「會耕」，都滲透了平衡思維。對內，它充分照顧到多元族群的感情與利益，照顧多元文化的溝通融合，照顧不同階層的生存空間。對外，它既全心全意跟定大國，又能保持自身的獨立；並且在多個大國中平衡，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聖淘沙的碼頭
總統府對面的UBS 大樓霸氣十足
新加坡是中國以外華人占比最高的國家，還有馬來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都占一定的比例。新加坡的領導人特別注意他們的言行舉止不要讓人誤解為這個國家是「華人社會屬性」，而是著意強調這個多元族群國家的「新加坡」屬性。李光耀首次訪華就特別提出官方場合要全程講英語，以避免得罪國內其他族群。雖然新加坡的領導人和各部部長大都會漢語，但是在訪華或者接見中國代表團時依然會以英語作為主要的工作語言。李光耀1976年訪華期間，華國鋒曾送給他一本關於1962年中印戰爭的書作為禮物，李光耀最終沒有接受。他解釋說是因為新加坡有印裔居民，書中觀點又較為敏感，如果將此書帶回新加坡將對族群關係造成不當影響。因為「新加坡是一個多元族群社會，所以它所採取的平衡做法，不僅是針對外部形勢，也是基於內部的敏感情況」。
左邊這個藝術中心的設計本是仿麥克風，卻更像榴槤
疫情下的公園
訪問新加坡，我們特別注意到它的「組屋」。組屋是新加坡政府為低收入階層修建的樓房，相當於中國的廉價房。新加坡的房子分三個層次，別墅、公寓、組屋。前兩者是商品房，收入高的人可以購買。組屋就是一項民心工程，由政府負責修建。李光耀相信如果人們擁有房子，就能對國家更有歸屬感，因此在1964年推出了「居者有其屋」的房屋政策。組屋的價格對於大部分居民而言都是可承擔的，每家限購一套，購房後還可以領到數量可觀的政府購房補貼。政府的扶持平衡了不同收入家庭間的心態，照顧到了精英與平民間的落差。
組屋長這個樣子
組屋的出售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政策：一個小區居民的構成，華人占比多少，印度人、馬來人與阿拉伯人各占多少，政府是有嚴格的比例規定的。組屋還有一個特別的設計，房子之間是有走廊連接的，為的是讓住戶之間多走動，建立起和諧的鄰里關係。政府的良苦用心可見一斑。 新加坡居民的構成極為複雜，各自的生活環境、文化背景以及宗教信仰大相逕庭。由於政府在不同族群、不同階層之間的平衡術把握得好，新加坡各個族群之間相安無事，基本上沒有出現過大的衝突。一位新加坡記者說：我們街頭小吃Rojak（羅惹），把鳳梨、黃瓜、沙葛、油條、豆卜、蝦醬、花生碎等看起來毫不相干的食材丟進大碗里亂攪一通，最後還是攪拌成了一盤別具風味的南洋沙拉。以此比喻不同文化在新加坡的和諧相處。
印度廟前設香爐，供華人祭拜
因疫情圍蔽了的觀音殿前，一印度女子在祭拜
不同的宗教場所比鄰
我們在武吉士附近的克里斯南興都廟看到，寺廟門口擺放了香爐，主要讓當地的華人上香祭拜，印度教的儀式中是不上香的。而旁邊的觀音廟，雖然疫情期間不得入內，我看到有印度婦女在外祭拜，比華人還要恭敬。位於牛車水的那家印度興都廟，因為照顧當地華人的習慣，設立善款箱，讓人隨意捐贈。一條街上差別迥然的宗教建築相鄰，信徒互不干擾進行著自己的祭拜儀式。
國家美術館顯得特別高大上
西式建築多為英國人所留下
在新加坡遊覽，我們發現各民族特色的傳統建築都保存得非常完好，各呈異彩。這也是得益於政府對各種文化的平等尊重。
對外事務中，新加坡人更是將平衡術發揮到了極致。它不是簡單地按敵人反對的就去擁護，敵人擁護的就去反對這樣的邏輯行事，而是以本國利益為原則作務實外交。李光耀曾指出：「我們應該自主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不是去做外國人的走卒或玩物。」作為一個小國，新加坡卻享受著很高的國際地位。僅舉一例，新加坡護照獲189個國家免簽，居世界之首。真可謂「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外交手段與軍事手段如車之雙輪，鳥之雙翼。在和平年代，外交手段更是一個國家獲得國際地位的主要途徑。有外交小國可強，無外交則大國顯弱。新加坡積極參與大國事務，可謂有四兩撥千斤之功力。1976年5月，毛澤東在去世前的幾個月抱病接見李光耀，看中的就是新加坡的國際影響力。1993年，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汪辜會談就是在新加坡的安排下進行的，其領導人也被認為是兩岸的「秘使」。
雕塑寓意：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仔細思考一下新加坡在治國理政上的平衡藝術，實際上是中國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在發揚光大。如果說「慧根」，真正的慧根在這裡。在新加坡這塊實驗地里，全世界看到了古老的儒家文化在現代國家治理上的生命力。
金融中心
在本文的結尾處，我還想來個畫蛇添足。我出發新加坡前和在新加坡期間，分別讀到兩本書。一本是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4年出版的《成長在李光耀時代》（李慧敏），作者是新加坡一位女記者；一本是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19年出版的《高難任務：吳作棟傳》（白勝暉著）。這兩本書中有些內容，談及政府管理與人們的感受，我想摘錄幾段如下： 在《高難任務——吳作棟傳》一書的前言中，談到時任總理吳作棟的老同學陳慶珠到吳的辦公室與之共進午餐。吳作棟發現她惴惴不安的神情，「只見她環顧四周，顯得有些緊張。我問她怎麼了，她說：『現在到處人心惶惶。內安局似乎無所不在。」吳作棟說的是內部安全局，新加坡國內情報單位。「她當時還說，『如果有人說了政府什麼，當局會毫不留情地抓人。」1987年的那一次會面，讓吳作棟感到震驚。「我知道當時民間是有這麼一股惶恐的情緒，只是沒料到會是那麼地嚴重，那麼地廣泛，甚至連跟我吃飯都變得如此可怕。」
吳作棟回憶起這一幕說：「我也希望能讓人有所忌憚啊，不過必須搞清楚對象——應該感到畏懼的是罪犯和恐怖分子。可是，一旦到了人人都惶恐不安的地步，自己說了什麼話之後會覺得擔驚受怕……那就非常不好了。那並不是我想要治理的社會。」
李光耀曾將馬基雅維利的《君王論》遞給吳作棟，要這位年輕的接班人認同這部16世紀論著所主張的政治權術思想；簡言之就是：要統治，讓人畏懼總比讓人愛戴來得好。吳作棟把這本書晾在一旁，他並不喜歡馬基雅維利的統治作風，他主張「應該更寬容、更溫和，這樣才好」。 而《成長在李光耀時代》也有這樣的內容，原文如下：
新加坡人民和政府之間有一種微妙的關係。一方面，大家抱怨政府管得太多，另一方面卻樣樣事情都指望它的幫助，生活中不能沒有它。政府呢，一方面希望人們不要太依靠它，另一方面卻什麼都得安排妥貼周到，害怕放手了，天下就大亂。（P162） 如果我們還繼續一味期待另一強人的出現，而不是把重點放在改變和完善可持續發展的制度上，並接受一黨獨大的局面可能結束的一天，我們將陷入「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的暗淡境地。（P202）
一些評論對「新加坡模式」讚賞有加，甚至不斷研究如何將之移植，而我們對於此番關注也常津津樂道。但此模式若用於現今，恐怕就像希望使用最原始的電腦處理複雜的程序一樣，必定會出現死機的情況。不少新加坡人對政治採取了避而遠之、明哲保身的態度。他們會在私下裡發泄對政府的許多不滿情緒，但一旦你要他們公開在媒體上發表意見，他們就會躲躲閃閃，噤若寒蟬……世界上沒有完美的政治制度，我們只能繼續摸索前行，實現經濟增長與民主自由都可兼得的理想狀態。（P124） 這兩本書上摘錄的文字，分別代表了來自最高層與平民層的聲音，應當不是無病呻吟。對於新加坡而言，它在治國理政的多個方面平衡兼顧，成就斐然，我想，如果它在政府管理與民主自由二者上也平衡一點，把老祖宗的中庸之道再發揮得好一點，「新加坡模式」將會更有魅力一些。
濱海公園的超級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