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的新闻工作那些变与不变

2020年06月03日 • 9234次阅读

病毒阻断措施、安全距离……一场瘟疫迫使一众经济活动暂停。什么都变了，但不变的是新闻依然时刻发生。报纸不能停，属于必要服务的新闻行业不能停。但你可知道，这场疫情也改变了新闻业和记者的生活？一起来了解新加坡《联合早报》新闻室过去56天的真实情况。

过去两三个月，新闻从业者的工作发生了什么改变？照片中的主人公直接“现身说法”，既是与关心我们的读者分享疫情期间工作的甘苦与体会，也是给仍冲在新闻最前线的同事们留下一份特殊记录。

疫情期间偶尔外出采访，口罩已成标准配备。遇上几位记者进行同一个采访任务时，还要时刻相互提醒保持至少一米的安全距离。过去受访者有时候讲话时会越站越近，近来反而成了越站越远。这张照片没告诉你的是，我们在镜头前忙着，安全距离大使们可是在镜头外监督著。：邬福梁

新闻中心记者：卢凌之

“Hello，听得到吗？” “Can you hear me?”

这应该是过去两个月我（褐色上衣者）做采访时说得最多的两句话了。

新闻是一项强调沟通的团队工作，但我们所习惯的作业环境与模式在疫情冲击下，被迫迅速改变。“过去很熟悉现在不懂你想看你眼睛你却给我背影，”同事说，台湾歌手张信哲这首《回来》的歌词，挺适合形容新闻从业员一开始应对变化的状态。

例如我，一个喜欢面对面采访，以近距离观察受访者肢体和神情变化的记者，在一周内从无比抗拒到逐渐被动接受使用视讯采访的现实。采访者与被采访者隔着屏幕你看我、我看你，看到对方的嘴巴在动，却听不到声音。随着各自网络快慢步伐，不时出现本文开头的场景。

为了捕捉到采访与拍摄的最佳角度，记者们有时无法顾及安全距离。：陈斌勤

新闻中心记者：卓彦薇

2020年5月10日，人力部长杨莉明走访位于大士1道的JTC Space@Tuas医疗站及站内的拭子测试隔离设施后，接受媒体访问。

新闻中心记者卓彦薇长时间戴着口罩、举著话筒进行客工医疗站参观后的场边采访。：陈斌勤

很少看到部长活动场边受访时也戴着口罩，有种不寻常而恍惚的心情。访著访著，头脑在专心听部长讲话，眼神已然暂时“飘走”。

视讯前，先要找个像样的房间，确保光线、隔音和收音效果好。本以为部长上线后也会花些时间调整摄像头和麦克风什么的，没想到镜头一打开，部长背景是一排排的书。部长第一句就问：“看得清楚书架上的书名吗？…看不清？那就好。” ：李健玮

新闻中心高级记者：蓝云舟

给我地址，变成“给我meeting code”

参观内阁部长的书房，我还是头一遭。若不是因为得通过视讯访问部长，大概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平时访问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图中屏幕），都得跑一趟政府部门的大楼，或是部长会在活动场边受访。突然改用视讯，还有点措手不及。

视讯采访和面对面采访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因为网速的关系，不一定能准确判断受访者是不是已经把话说完，有时会出现同时说话、然后马上又“歹势”打断对方发言而同时打住的情况。对于平时就习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的记者来说，这是采访工作中需要调整的部分之一。

3月13日起，出席的记者首次被安排拉开距离就坐，台上的工作小组成员也保持约一米的距离。紧接着3月底开始，记者会完全变为通过视讯平台Zoom举行，“meeting code”成了和过去的采访地址一样重要的“通关密码”。：陈来福

新闻中心高级记者：刘智澎

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记者会，是各路媒体获知关于疫情进展、政府政策与发问的重要渠道。

最初在通讯及新闻部大楼举行的记者会，记者们密密麻麻地坐在一起，还能不时就部长某段发言小声交换意见。

参加今年1月27日（农历大年初三）首次举行的那场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记者会，绝对是毕生难忘的经历。我是初二晚上还在拜年的时候接到上司通知，需要第二天临时支援记者会。当天出乎预料地，竟有10个部长或高级政务部长参加，轮流阐述各部门负责的抗疫范围，各政府部门都发各自的新闻稿。

上午9时开始的会，接近中午12时才结束。要消化的信息太多太多，但只有一小时的时间赶一整版给晚报。与会的三个同事要边听记者会边分工，同时汇报内容给晚报的主任，还要发即时新闻。在记者会现场赶稿时候手心和额头冒汗，濒临崩溃。还记得搭德士回报馆时倾盆大雨。当天工作结束，已经是半夜了。现在每次参加抗疫记者会，还是会紧张，因为不知道会宣布希么，只能随机应变。

感谢这场大雨，让我们拥有安宁自在的晚餐时间，突然觉得雨声好像变顺耳了。：严宣融

新闻中心高级记者：涂健强

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办公室。

雨滴滴答答打在车上，为我们三人的“车上晚餐”伴奏著吵杂的乐曲。但我是感激这雨的，因为下大雨停车场没人，所以我们不必承受路人异样的眼光。

在病毒阻断措施期间，意外组的记者和摄影同事在值晚班时，必须打包晚餐在车上吃。路过的行人总会有意无意瞄向车内，好像我们做了什么错事。

他们心里可能是这么想的：“这几个人躲在车上开音乐吃大餐，岂不是聚会开派对？要不要拍照发给晚报热线？”大部分的人看了几眼就会走开，一些热心的街坊则会一直盯着我们看，一直盯，一直盯，我感觉自己好像动物园里的动物，在笼子里表演着“吃晚餐”的节目。

我总不能下车跟大家解释，我们是在工作中，我们也是必要服务行业哦！我只能假装自在，不理他们的目光，大口大口把晚餐吃完，然后开车继续追新闻。

新闻中心高级摄影记者邝启聪的一位采访对象，在采访过后被确诊感染冠病病毒。收到消息当天，为保护家中妻小，邝启聪在车里过了一夜，随后获公司安排住进酒店自我隔离，客房成了新的办公室。：邝启聪

新闻中心高级摄影记者：邝启聪

有过沙斯采访经历，但在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的另一次前线采访，更加丰富了我的采访经验。

接到公司电话得知受访者可能成为确诊患者，在自己车上度过一晚，只敢第二天早上在孩子上学前保持距离说声早安，家人离开后洗个澡，就去公司安排的酒店开始13天隔离。

有劳主任来回酒店两次，送上手提电脑，使我得以帮忙分担大家的工作量。隔离有如出国工作，只能通过视讯和太太女儿联系。遇到休息天，困在酒店客房的时间真的有点难过。13天后隔离完毕，回家还是戴上口罩，一直到第21天才安心把口罩拿下。

但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不正是媒体工作的魅力之一吗。

虽然很多时候觉得口罩影响自己和受访者交谈的能力，但我们也深刻明白保护自己和保护对方的重要性。：邬福梁 新闻中心记者：王康威 病毒就算有再强大的能力，也无法阻止意外和社会类新闻每天上演，我们仍然需要争分夺秒采访与报道。意外还是意外，犯罪也还是犯罪，采访的内容丝毫不受疫情影响，但采访中的细节却须时刻谨记。和以往不同的是，我们因在家办公而换成从家中出发，而出门时黑色口罩也和记者证一样，成为必备品。在外面跑新闻的时候，从来没想过吃一顿饭是一门苦差事，直到经历在车上吃饭或回办公室吃才有所感。有时候到感染群附近采访，或在受访者大门外看着对方口沫横飞时，即便戴着口罩，也是有所顾虑。但看到社会新闻还继续上演，我们也继续报道，似乎是在不正常的时代里，“社会还是正常的”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