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在一份常年发布的《全球生活费》（Worldwide Cost of Living）调查报告中，将新加坡和瑞士苏黎世并列为全球最贵城市。
这也是我国在过去11年来，第九度成为全球最贵城市。
报告特别强调：
“本调查旨在帮助人力资源和财务经理们为外派人员和商务旅客计算生活费用，并为他们提供津贴配套。”
若忽略这份报告集中调查的是外派人员，而非当地居民的生活成本，新加坡如此排名的确耸动。
坊间热议下，政府当局“快手快脚”发文告反驳，论述重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
调查不能反映新加坡一般的消费形态；
各城市排名受到币值波动影响。
当局强调，《全球生活费》所参考的消费篮子（consumption basket）无法反映新加坡人平日的消费，不能作为本地家庭生活成本的基准。
例如，《全球生活费》的消费篮子中就纳入了名牌雨衣和外国报章，但这些物品通常不是国人会花钱购买的。
其次，新元持续保持强势，也推高了新加坡的排名。
文告称，《全球生活费》的研究方法是将各城市的商品服务价格，从当地货币转换成美元。
今年美元走强，大部分国家的货币兑其走弱，但新加坡却因货币政策之故，对美元保持强劲，因此在上述计算法中，价格相比其他城市来得高。
但新加坡人在本地工作，赚取强势的新元，生活成本并未受汇率影响而攀高。相反的，强势的新元还可以透过降低进口价格，达到抑制本地通货膨胀的效果。
外派人士的住房开支无疑会比能用相对廉宜价格购买组屋的国人高。（商业时报）百物价涨让人心有戚戚焉？
事实上，《经济学人》智库的调查行之有年，新加坡被列为“外派人士界”的最贵城市也早非新鲜事，我国政府也不是第一次出面反驳澄清。
今年为何又再起波澜？恐怕还得从国人如今所处的时代背景说起。
自疫情后供应链紊乱、俄乌烽火燃起，全球进入大通胀时代，新加坡也无法幸免于难。
近两年，国人确确实实感受到了物价飙涨的压力。
上至拥车证，下至杂菜饭，几乎每个领域都是“涨声不断”。
根据人力部最新公布的预估数据，新加坡今年实质收入中位数，较去年下降了2.3％，显示国人薪资的增长幅度，追不上物价上升的速度，情况确实严峻。
这种情况下，看到新加坡“荣登”全球最贵城市宝座，民众难免更易产生共鸣，尽管部分宣泄可能是“看见黑影就开枪”，未必充分了解到《经济学人》智库的计算方式，是基于外派人员的生活开支所建构的。
金管局预计本地通胀高峰已过，有望在明年逐渐减缓。（海峡时报）国大生活成本调查也曾被当局反驳
无独有偶，国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今年9月的《新加坡人基本生活所需：家庭预算报告》也被当局反驳。
和《经济学人》智库的调查不同，公共政策学院的这份报告是针对新加坡人的生活方式进行研究。
该报告透过调查支出意愿，评估本地家庭欲在新加坡达到基本生活所需的最低收入标准。
其得出的结论是，本地三种家庭类型的最低收入标准，在2020年至2022年间，增加了4%至5%，例如：
育有一名介于2岁至6岁孩童的单亲家庭，最低收入标准为3369新元；
育有两名介于7岁至12岁和介于13岁至18岁孩童的夫妇，最低收入标准为6693新元；
65岁以上单身老人的最低收入标准为1492新元；
65岁以上的夫妇，最低收入标准则是2551新元。
上述列出的最低收入标准，本地恐怕仍有不少人难以企及。
报告就指出，清洁工等劳动工作者的中位数收入只有最低收入标准的52%，服务和销售人员的中位数收入则是最低收入标准的80%。
该报告认为，新加坡收入不平等的情况明显，因此建议政府考虑设立最低收入标准，并改革公积金及其他相关社会援助措施，以协助低收入家庭和较贫穷的退休人士。
但我国政府认为，这份报告无法反映本地家庭的基本需求。
同样的，报告所用的消费篮子是当局反驳的论据。
一言以蔽之，当局认为该调查反映的是本地家庭所想要的消费，而非像是住房、食物和衣物这类基本需求。
财政部指出，报告将私人增益课程、旅游等可自由支配的开支纳入估算，也没有考虑更廉宜的开销选项。
同时，当局也认为研究报告低估了政府给予低收入家庭的津贴和经济援助。
国大研究报告认为，本地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商业时报）何谓“想要”、何谓“必须”？
诚然，人类有一日三餐、栖身之所、基本医疗和遮体衣物，自然就足以生存。
但随着新加坡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国人对于生活品质势必会有所要求。
当局在探讨生活成本课题时，若还是只用“生存”而非“生活”的角度评估国人的所须开支，这种论述是否仍合时宜，还能不能说服民众，是值得商榷的。
当政者必须警惕，民众在生活上“想要”和“需要”之间的界限，和当局所设想的是否有落差。
至于新加坡成为外派人员的最贵城市，亦可能带出潜在信号。
高水平生活消费，如车子、豪宅和可自由支配的非必须品等价格攀高，是新加坡成为外派人员眼中最贵城市的主要原因之一。
外派人员的生活方式比较高档，或许并非普通老百姓的基本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没人想要。尤其对一些中等收入者而言，这些生活方式彰显的，就是其付出的努力是否得到回报。
高水平生活的门槛变高，可能意味着在本地实现阶级流动的难度增高。
在社交论坛Reddit上，就有一名网民质疑，当局的解释是否代表他们认为消费篮子中的商品和服务，是一般新加坡人不该拥有的。
他还酸溜溜地说，难道新加坡人就应该拥有比外派人员还低的生活水平吗？
或许，最贵城市的称号确实与大部分普通老百姓无涉，但若财富鸿沟愈来愈大，上述情绪不幸蔓延，人们失去奋发向上的诱因，对整体经济恐怕也不会是好事。
这种最贵城市的第一名，当然还是少拿为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