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在一份常年發布的《全球生活費》（Worldwide Cost of Living）調查報告中，將新加坡和瑞士蘇黎世並列為全球最貴城市。
這也是我國在過去11年來，第九度成為全球最貴城市。
報告特彆強調：
「本調查旨在幫助人力資源和財務經理們為外派人員和商務旅客計算生活費用，並為他們提供津貼配套。」
若忽略這份報告集中調查的是外派人員，而非當地居民的生活成本，新加坡如此排名的確聳動。
坊間熱議下，政府當局「快手快腳」發文告反駁，論述重點大致可分為兩部分：
調查不能反映新加坡一般的消費形態；
各城市排名受到幣值波動影響。
當局強調，《全球生活費》所參考的消費籃子（consumption basket）無法反映新加坡人平日的消費，不能作為本地家庭生活成本的基準。
例如，《全球生活費》的消費籃子中就納入了名牌雨衣和外國報章，但這些物品通常不是國人會花錢購買的。
其次，新元持續保持強勢，也推高了新加坡的排名。
文告稱，《全球生活費》的研究方法是將各城市的商品服務價格，從當地貨幣轉換成美元。
今年美元走強，大部分國家的貨幣兌其走弱，但新加坡卻因貨幣政策之故，對美元保持強勁，因此在上述計算法中，價格相比其他城市來得高。
但新加坡人在本地工作，賺取強勢的新元，生活成本並未受匯率影響而攀高。相反的，強勢的新元還可以透過降低進口價格，達到抑制本地通貨膨脹的效果。
外派人士的住房開支無疑會比能用相對廉宜價格購買組屋的國人高。（商業時報）百物價漲讓人心有戚戚焉？
事實上，《經濟學人》智庫的調查行之有年，新加坡被列為「外派人士界」的最貴城市也早非新鮮事，我國政府也不是第一次出面反駁澄清。
今年為何又再起波瀾？恐怕還得從國人如今所處的時代背景說起。
自疫情後供應鏈紊亂、俄烏烽火燃起，全球進入大通脹時代，新加坡也無法倖免於難。
近兩年，國人確確實實感受到了物價飆漲的壓力。
上至擁車證，下至雜菜飯，幾乎每個領域都是「漲聲不斷」。
根據人力部最新公布的預估數據，新加坡今年實質收入中位數，較去年下降了2.3％，顯示國人薪資的增長幅度，追不上物價上升的速度，情況確實嚴峻。
這種情況下，看到新加坡「榮登」全球最貴城市寶座，民眾難免更易產生共鳴，儘管部分宣洩可能是「看見黑影就開槍」，未必充分了解到《經濟學人》智庫的計算方式，是基於外派人員的生活開支所建構的。
金管局預計本地通脹高峰已過，有望在明年逐漸減緩。（海峽時報）國大生活成本調查也曾被當局反駁
無獨有偶，國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今年9月的《新加坡人基本生活所需：家庭預算報告》也被當局反駁。
和《經濟學人》智庫的調查不同，公共政策學院的這份報告是針對新加坡人的生活方式進行研究。
該報告透過調查支出意願，評估本地家庭欲在新加坡達到基本生活所需的最低收入標準。
其得出的結論是，本地三種家庭類型的最低收入標準，在2020年至2022年間，增加了4%至5%，例如：
育有一名介於2歲至6歲孩童的單親家庭，最低收入標準為3369新元；
育有兩名介於7歲至12歲和介於13歲至18歲孩童的夫婦，最低收入標準為6693新元；
65歲以上單身老人的最低收入標準為1492新元；
65歲以上的夫婦，最低收入標準則是2551新元。
上述列出的最低收入標準，本地恐怕仍有不少人難以企及。
報告就指出，清潔工等勞動工作者的中位數收入只有最低收入標準的52%，服務和銷售人員的中位數收入則是最低收入標準的80%。
該報告認為，新加坡收入不平等的情況明顯，因此建議政府考慮設立最低收入標準，並改革公積金及其他相關社會援助措施，以協助低收入家庭和較貧窮的退休人士。
但我國政府認為，這份報告無法反映本地家庭的基本需求。
同樣的，報告所用的消費籃子是當局反駁的論據。
一言以蔽之，當局認為該調查反映的是本地家庭所想要的消費，而非像是住房、食物和衣物這類基本需求。
財政部指出，報告將私人增益課程、旅遊等可自由支配的開支納入估算，也沒有考慮更廉宜的開銷選項。
同時，當局也認為研究報告低估了政府給予低收入家庭的津貼和經濟援助。
國大研究報告認為，本地存在明顯的收入差距。（商業時報）何謂「想要」、何謂「必須」？
誠然，人類有一日三餐、棲身之所、基本醫療和遮體衣物，自然就足以生存。
但隨著新加坡成為經濟已開發國家，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國人對於生活品質勢必會有所要求。
當局在探討生活成本課題時，若還是只用「生存」而非「生活」的角度評估國人的所須開支，這種論述是否仍合時宜，還能不能說服民眾，是值得商榷的。
當政者必須警惕，民眾在生活上「想要」和「需要」之間的界限，和當局所設想的是否有落差。
至於新加坡成為外派人員的最貴城市，亦可能帶出潛在信號。
高水平生活消費，如車子、豪宅和可自由支配的非必須品等價格攀高，是新加坡成為外派人員眼中最貴城市的主要原因之一。
外派人員的生活方式比較高檔，或許並非普通老百姓的基本需求，但這並不意味著沒人想要。尤其對一些中等收入者而言，這些生活方式彰顯的，就是其付出的努力是否得到回報。
高水平生活的門檻變高，可能意味著在本地實現階級流動的難度增高。
在社交論壇Reddit上，就有一名網民質疑，當局的解釋是否代表他們認為消費籃子中的商品和服務，是一般新加坡人不該擁有的。
他還酸溜溜地說，難道新加坡人就應該擁有比外派人員還低的生活水平嗎？
或許，最貴城市的稱號確實與大部分普通老百姓無涉，但若財富鴻溝愈來愈大，上述情緒不幸蔓延，人們失去奮發向上的誘因，對整體經濟恐怕也不會是好事。
這種最貴城市的第一名，當然還是少拿為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