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余英时父子,原来与新加坡有着一段渊源

170天前     759

编者按: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今年8月1日去世,享年91岁,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哀悼和缅怀。他一生致力于文化史研究,有“21世纪史学泰斗”之称。

新加坡作家何华著文一篇,细数了余英时父子与新加坡的渊源。本文写于2015年。

何华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著有散文集《因见秋风起》《试遣愚衷》《买金的撞著卖金的》《老春水》《一瓢饮》《南洋滋味》等。

当代学者余英时,地位崇高、名满天下。相比之下,知道他父亲余协中先生的人就不太多了。余氏父子和星洲各有一段因缘。余英时在1987年《远见》杂志访谈中提到:“我的父亲余协中曾担任过新加坡以前南洋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他曾写过一本《西洋通史》,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二年之间先后两次来南大执教。我因为一九五五年去美国,所以两次都没有跟着来。”1956年,南洋大学历史专业与地理专业合为一个系,简称史地系;1962年,独立成历史系(另设有地理系)。余协中两次来南大,都任教授兼系主任。

史学泰斗余英时父子,原来与新加坡有着一段渊源

(余英时)

我对余协中在南大的经历很好奇,却找不到头绪。经王如明先生“点拨”,我联系上第一届南大生、历史学者崔贵强先生,向他请教,果然找对人了,崔先生告诉我:“余协中教我们《中国通史》和《西洋通史》,口才不错。他当时和另一位老师贺师俊关系蛮好。”贺师俊教授,出身清华,是国学大师梁启超和陈汉章的学生。清华毕业后,负笈法国巴黎大学,初攻法国革命史,后以研究《儒林外史》获得博士学位。余协中和他谈得来,大概两人的学术背景较接近。崔先生接着说,余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不是太好,“他是亲台湾的”。当时南大学生较左倾,似乎也不太喜欢他,并向他建议请颇受学生爱戴的华侨中学的陈仰成老师来南大教课,他很生气,觉得请谁教书不是你们学生的事。崔先生还提到一件“趣事”:余先生选了一篇历史典籍,让学生断句标点。调皮的学生,找到已经有标点的书本,叫学校里的印度裔或马来裔保安,照葫芦画瓢,替他们完成作业。“句读”,很考基本功,余先生的初衷当然是好的,因为和学生关系不融洽,学生就用这样的方式作弄一下余先生。崔先生谈到这件事,仍旧觉得很开心,他说当时在南大校园“传为美谈”。

关于余协中在南大的情况,从苏庆彬《七十杂忆:从香港沦陷到新亚书院的岁月》一书,也可以得到某些印证。苏庆彬在书里写了“余协中老师”一节:“余老师个子高大而健硕,讲课时声音非常洪亮。他所讲的普通话,除曾克耑、张丕介老师之外,也是较易听的一位了。所以广东籍同学听课都没有大问题。可惜他任教一年后,便应聘到南洋大学去了。不久,余老师再回到新亚,……他谈到南洋大学的学生,有许多是左倾的,胆子也很大,对新到任的老师,开宗明义直接地问老师:‘你对共产党的观感如何?’”余协中的政治倾向和当时南洋大学的政治大环境格格不入。 史学家许云樵先生1957年被聘为南洋大学史地系副教授,开设了《东南亚史》《马来亚史》等课程。1961年,许云樵先生离开南大。从时间上看,许余两位先生极有可能有些交往,希望对此有兴趣者可试试挖掘。

史学泰斗余英时父子,原来与新加坡有着一段渊源

余协中在南大的事迹,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研究的。其实,当时的南洋大学,有不少著名学者和作家前来执教,包括凌叔华、潘重规、佘雪曼、韩素音、黄勖吾、刘太希、王叔岷、张瘦石、苏雪林等,这些南来学者或“匆匆过客”构成南洋文化史的一部分。

父亲的思想或许也会影响儿子余英时吧?余英时先生的学术成就独步当代,是继陈寅恪、钱穆、钱锺书之后最重要的学者,但他的政治立场一直不变。1978年,他曾回大陆考察。在谈起那次经历时说:“那根本不是人能住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只有利害关系,只有计算,到处是政治挂帅。所以我不觉得那是回到中国。我回来之后,有几个月都精神不振。我知道的中国文化已经没有了。从那以后,我觉得那不是我的故国了。”

我认识一位文化界的长辈,他说余英时的学问好得不得了,学贯中西,打通古今,但总觉得哪里缺了一点,他也不明说。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譬如屈原、杜甫,都有家国情怀,文学、史学、哲学,归根结蒂是人学。你是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学问,写什么样的文章。

北京官方一直试图转达希望余英时再回国看看的愿望,还组织了一个安徽代表团(余是安徽潜山人)赴美沟通,结果被余英时一句“我没有乡愁”挡了回去。余英时先生也够“绝”的。这位够绝的人,与新加坡也有一段缘。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李光耀和吴庆瑞的推动下,新加坡大张旗鼓实施儒家治国政策。中学设立儒家伦理课程;邀请海外儒家学者访新;发动报纸、电台、电视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广泛讨论。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余先生被聘为新加坡课程发展署儒家伦理编写组的海外顾问,以及新成立的东亚哲学研究所海外董事,每半年总要来新加坡一次,指导编写儒家伦理教科书,并参加研究所董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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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吕武吉教授回忆:“我在国立新加坡大学哲学系执教之余,忝为儒家伦理编写组本地顾问,有机会常在公私场合接触到余先生。——余先生在新加坡经常是达官显要的座上客,而我们编写组几位潮州籍组员好几次请他去潮州小摊子吃饭,在热带气候的中午,大家坐在硬板凳上,夹在贩夫走卒之间,吃得满头大汗,他依旧谈笑风生,似乎不觉得和赴国宴有什么不同。”看来,余先生倒是随和自然,也懂得市井生活之趣味,这一点令人敬佩。

1988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儒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余英时提出“儒学游魂”说,颇获认同。儒学游魂说的相关著作,后来由潘国驹教授主持的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属下“八方文化”出版,书名为《现代儒学论》。

史学泰斗余英时父子,原来与新加坡有着一段渊源

去年(2014年)余英时获首届“唐奖”汉学奖,亲自赴台领奖,潘国驹教授有意邀请他顺道访新,遗憾,未能如愿。当年和余英时一起受到新加坡政府礼聘的杜维明教授,这些年来一直是新加坡的常客。倒是余先生很多年没有来新加坡了,我们期盼他再访星洲。 (写于2015年)

李光耀先生2015年3月23日去世后,“八方文化”出版了一本纪念集《学者谈李光耀》,总编辑潘国驹教授给余先生发去传真,征得先生同意收入根据他的录音整理的文章《李光耀的治国理念》。余先生2015年5月14日传真回复潘教授,同意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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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亲笔信) (2021年8月6日 何华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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