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今年8月1日去世，享年91歲，各界人士紛紛表達哀悼和緬懷。他一生致力於文化史研究，有「21世紀史學泰斗」之稱。
新加坡作家何華著文一篇，細數了余英時父子與新加坡的淵源。本文寫於2015年。
何華本科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碩士畢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著有散文集《因見秋風起》《試遣愚衷》《買金的撞著賣金的》《老春水》《一瓢飲》《南洋滋味》等。
當代學者余英時，地位崇高、名滿天下。相比之下，知道他父親余協中先生的人就不太多了。余氏父子和星洲各有一段因緣。余英時在1987年《遠見》雜誌訪談中提到：「我的父親余協中曾擔任過新加坡以前南洋大學歷史系系主任，他曾寫過一本《西洋通史》，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二年之間先後兩次來南大執教。我因為一九五五年去美國，所以兩次都沒有跟著來。」1956年，南洋大學歷史專業與地理專業合為一個系，簡稱史地系；1962年，獨立成歷史系（另設有地理系）。余協中兩次來南大，都任教授兼系主任。
（余英時）
我對余協中在南大的經歷很好奇，卻找不到頭緒。經王如明先生「點撥」，我聯繫上第一屆南大生、歷史學者崔貴強先生，向他請教，果然找對人了，崔先生告訴我：「余協中教我們《中國通史》和《西洋通史》，口才不錯。他當時和另一位老師賀師俊關係蠻好。」賀師俊教授，出身清華，是國學大師梁啟超和陳漢章的學生。清華畢業後，負笈法國巴黎大學，初攻法國革命史，後以研究《儒林外史》獲得博士學位。余協中和他談得來，大概兩人的學術背景較接近。崔先生接著說，余老師和學生的關係不是太好，「他是親台灣的」。當時南大學生較左傾，似乎也不太喜歡他，並向他建議請頗受學生愛戴的華僑中學的陳仰成老師來南大教課，他很生氣，覺得請誰教書不是你們學生的事。崔先生還提到一件「趣事」：余先生選了一篇歷史典籍，讓學生斷句標點。調皮的學生，找到已經有標點的書本，叫學校里的印度裔或馬來裔保安，照葫蘆畫瓢，替他們完成作業。「句讀」，很考基本功，余先生的初衷當然是好的，因為和學生關係不融洽，學生就用這樣的方式作弄一下余先生。崔先生談到這件事，仍舊覺得很開心，他說當時在南大校園「傳為美談」。
關於余協中在南大的情況，從蘇慶彬《七十雜憶：從香港淪陷到新亞書院的歲月》一書，也可以得到某些印證。蘇慶彬在書里寫了「余協中老師」一節：「余老師個子高大而健碩，講課時聲音非常洪亮。他所講的普通話，除曾克耑、張丕介老師之外，也是較易聽的一位了。所以廣東籍同學聽課都沒有大問題。可惜他任教一年後，便應聘到南洋大學去了。不久，余老師再回到新亞，……他談到南洋大學的學生，有許多是左傾的，膽子也很大，對新到任的老師，開宗明義直接地問老師：『你對共產黨的觀感如何？』」余協中的政治傾向和當時南洋大學的政治大環境格格不入。 史學家許雲樵先生1957年被聘為南洋大學史地系副教授，開設了《東南亞史》《馬來亞史》等課程。1961年，許雲樵先生離開南大。從時間上看，許余兩位先生極有可能有些交往，希望對此有興趣者可試試挖掘。
余協中在南大的事跡，還有很多值得探索研究的。其實，當時的南洋大學，有不少著名學者和作家前來執教，包括凌叔華、潘重規、佘雪曼、韓素音、黃勖吾、劉太希、王叔岷、張瘦石、蘇雪林等，這些南來學者或「匆匆過客」構成南洋文化史的一部分。
父親的思想或許也會影響兒子余英時吧？余英時先生的學術成就獨步當代，是繼陳寅恪、錢穆、錢鍾書之後最重要的學者，但他的政治立場一直不變。1978年，他曾回大陸考察。在談起那次經歷時說：「那根本不是人能住的社會。人與人之間只有利害關係，只有計算，到處是政治掛帥。所以我不覺得那是回到中國。我回來之後，有幾個月都精神不振。我知道的中國文化已經沒有了。從那以後，我覺得那不是我的故國了。」
我認識一位文化界的長輩，他說余英時的學問好得不得了，學貫中西，打通古今，但總覺得哪裡缺了一點，他也不明說。我們知道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家譬如屈原、杜甫，都有家國情懷，文學、史學、哲學，歸根結蒂是人學。你是什麼樣的人，就做什麼樣的學問，寫什麼樣的文章。
北京官方一直試圖轉達希望余英時再回國看看的願望，還組織了一個安徽代表團（余是安徽潛山人）赴美溝通，結果被余英時一句「我沒有鄉愁」擋了回去。余英時先生也夠「絕」的。這位夠絕的人，與新加坡也有一段緣。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李光耀和吳慶瑞的推動下，新加坡大張旗鼓實施儒家治國政策。中學設立儒家倫理課程；邀請海外儒家學者訪新；發動報紙、電台、電視台，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儒家思想與現代社會的廣泛討論。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余先生被聘為新加坡課程發展署儒家倫理編寫組的海外顧問，以及新成立的東亞哲學研究所海外董事，每半年總要來新加坡一次，指導編寫儒家倫理教科書，並參加研究所董事會議。
據呂武吉教授回憶：「我在國立新加坡大學哲學系執教之餘，忝為儒家倫理編寫組本地顧問，有機會常在公私場合接觸到余先生。——余先生在新加坡經常是達官顯要的座上客，而我們編寫組幾位潮州籍組員好幾次請他去潮州小攤子吃飯，在熱帶氣候的中午，大家坐在硬板凳上，夾在販夫走卒之間，吃得滿頭大汗，他依舊談笑風生，似乎不覺得和赴國宴有什麼不同。」看來，余先生倒是隨和自然，也懂得市井生活之趣味，這一點令人敬佩。
1988年，在新加坡舉行的「儒學發展的問題與前景」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余英時提出「儒學遊魂」說，頗獲認同。儒學遊魂說的相關著作，後來由潘國駒教授主持的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屬下「八方文化」出版，書名為《現代儒學論》。
去年（2014年）余英時獲首屆「唐獎」漢學獎，親自赴台領獎，潘國駒教授有意邀請他順道訪新，遺憾，未能如願。當年和余英時一起受到新加坡政府禮聘的杜維明教授，這些年來一直是新加坡的常客。倒是余先生很多年沒有來新加坡了，我們期盼他再訪星洲。 （寫於2015年）
李光耀先生2015年3月23日去世後，「八方文化」出版了一本紀念集《學者談李光耀》，總編輯潘國駒教授給余先生髮去傳真，徵得先生同意收入根據他的錄音整理的文章《李光耀的治國理念》。余先生2015年5月14日傳真回復潘教授，同意收入。
（余英時先生親筆信） （2021年8月6日 何華補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