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寒冬:人才与资金的双重危机
新加坡:在当地游戏开发者多次发出人才短缺和资金匮乏的警告多年后,许多人的前景变得更加黯淡。
法国公司育碧(Ubisoft)计划削减其新加坡工作室 70 个岗位——约占当地员工总数的 20%。行业人士和观察人士告诉 CNA,这反映了该行业的全球性趋势。
就在两年前,针对这个当时被视为快速增长的行业推出新支持措施后,当地开发者和工作室现在发现自己被高昂的运营成本、更紧缩的资金和有限的就业机会所挤压。
詹姆斯库克大学新加坡分校专门从事游戏设计与开发的助理教授 Roberto Dillon 表示,育碧的裁员“并非新加坡特有的孤立事件”。
他指出,在宣布新加坡裁员之前,育碧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关闭工作室并取消游戏项目,并在同一周决定关闭其位于芬兰的 RedLynx 工作室。
Dillon 教授还举例提到,电子艺界(EA)在运营三十多年后关闭了以《博德之门》、《龙腾世纪》和《质量效应》等标志性游戏著称的 BioWare 工作室,这也是行业整体低迷的另一个例子。
即使是成功的本土工作室也感受到了压力。
获奖系列作品《猫咪任务》(Cat Quest)的开发商 The Gentlebros 的首席执行官 Desmond Wong 告诉 CNA,尽管公司销售的游戏副本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但过去两年中,人力成本的上涨和汇率波动严重影响了收入。

陷入结构性转型
新加坡管理大学战略管理助理教授 Ted Tschang 表示,育碧的裁员对他来说并不意外,因为该公司正面临巨大的商业压力。
Dillon 教授指出,尽管全球游戏产业去年创造了超过 2000 亿美元的创纪录收入,但自 2022 年以来已削减了 3.5 万个工作岗位。
他表示,部分原因是成本上升,现代“AAA 级游戏”的开发成本现在通常每部超过 2 亿美元。
所谓 AAA 级游戏,是指由大型工作室开发、通常由主要发行商支持的高预算、高知名度的视频游戏。
国际游戏开发者协会新加坡分会(IGDA Singapore)共同负责人 Ivan Ho 表示,行业的严重逆风源于 AAA 游戏开发中结构性的可持续性危机。
他说道:“当数百万美元的生产周期与全球市场转移相碰撞时,依赖海外总部的卫星办公室几乎总是最先感受到压力的地方。”
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商学院战略与政策部门讲师 Xu Le 博士表示,无论能力或表现如何,当地工作室都可能受到海外投资和重组决定的影响。
她补充说,这会给员工带来不确定性,并干扰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留任。
Dillon 教授举例说,育碧新加坡最近推出的《刺客信条:黑旗 重制版》据报道在 2026 年 7 月发布两周内销售量超过 350 万份,而就在大约三个月后,公司宣布了新加坡办公室的裁员。
他表示,当地工作室即使达到了目标并取得了商业成功,仍可能因为母公司在其他地方的亏损而面临裁员。

需要新的“游戏计划”
当地观察人士和从业者表示,新加坡早期对游戏行业的推动可能已经结出果实,但现在需要一个新的计划来驱动行业前进。
Dillon 教授认为,在 2000 年代中期,吸引处于扩张模式的外国工作室是行之有效的,但那个剧本是为 AAA 工作室增长、发行商寻求低风险且基础设施强大的亚洲中心而设计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他将育碧在新加坡的成长(从 2008 年的小团队发展到参与重大项目的数百人工作室)视为一个成功案例,这“向世界发出了信号,表明新加坡可以承接严肃的游戏生产”。
他补充说,这一战略得到了政府资金和专业游戏相关学位的支持。
The Gentlebros 的 Wong 先生表示,由于市场上游戏数量庞大,现在的竞争要激烈得多。
他说道:“现在仅仅做出一个好游戏已经不够了,你必须尝试做出定义类型或具有病毒式传播力的作品,否则在这么多优秀的游戏中,人们根本不会注意到你的游戏。”
观察人士和从业者指出,新加坡在成本方面(包括人才成本)根本无法竞争。Dillon 教授表示,这创造了一个完全没有容错空间的环境。
独立游戏工作室 Asian Salad Studio 的创始人 Neo Duan Kai 表示,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相比,在新加坡雇佣开发者的成本非常高。
Wong 先生对此表示赞同:“我们尽力让薪资具有竞争力,但现在我们已经比日本、加拿大甚至欧洲部分地区还要贵了。”
Neo 先生认为,追求这条道路的个人机会成本也不容忽视。
例如,他指出,人们放弃稳定且高薪的工作来从事游戏开发并不罕见,这通常会导致其他牺牲,如推迟购房或结婚计划。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的游戏失败了,我们承担的成本比该地区的同行更高。”
IGDA 新加坡的 Ho 先生还指出,漫长的开发周期和“加班文化”(crunch culture)会阻碍该行业的职业晋升,而行业安全网的缺失导致了持续的不稳定性。
他表示,即使是对有才华、有激情的人来说,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全职游戏开发职业也可能是一场艰苦的斗争。
他补充说,像他这样的独立开发者通常在从事其他行业的全职工作的同时,自费资助项目,以补贴游戏开发。
就业与资金缺口
行业从业者发现,在游戏领域获得资金和就业机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Ho 先生表示,成熟的 AAA 工作室主要雇佣经验丰富的资深人才,导致应届毕业生在不断缩小的入门级岗位中展开激烈竞争。
“另一方面,成功的本土独立工作室出于必要而精简运营,通常由单人运行或极少雇人,以便在资源匮乏的生态系统中维持生存。”

Tschang 助理教授表示,游戏就业的项目制性质是另一个因素,这使得长期就业机会更难寻找。
Neo 先生表示,投资者和发行商比新冠疫情期间谨慎得多,通常要求项目在开发过程中走得更远才会投入资金。
在 Wong 先生看来,近年来针对像他这样工作室的一些政府支持计划(如拨款)效果甚微。
他表示,有些计划并不直接适用于游戏开发,而有些则“申请难度太大,以至于在财务上根本不值得去做”。
他补充说,除了帮助初创公司站稳脚跟的支持外,对于已经取得一定成功、希望提升到更高水平的本土公司,帮助非常有限。
除了资金援助,他还希望游戏行业从业者能获得帮助以开拓新渠道并进入新市场。
行业支持
Neo 先生指出,一些政府资助的项目取得了成功,例如由新加坡工作室 Team Project Lunch 开发的《Compensation Not Guaranteed》。
该游戏在 2024 年获得了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5 万新元的游戏原型资助,并在 2026 年东南亚游戏奖中获得最佳叙事奖。
在回应 CNA 的查询时,IMDA 表示该资助是一项“一次性计划”,为四家当地开发者提供资金,开发包含新加坡元素的游戏原型。该机构表示,这些原型随后在当年的新加坡动漫展上展出。
IGDA 新加坡的 Ho 先生表示,类似的计划应扩展到更广泛的孵化和商业支持中,以便将这种“孤立的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
Neo 先生建议建立商业教育计划,帮助独立游戏开发者理解并应对行业风险和挑战,以及“任何能帮助抵消创业机会成本的措施”,以鼓励更多创业者进入该领域。

IMDA 发言人告诉 CNA,该机构通过人才加速计划和数字内容与能力发展计划等举措,发展新加坡的电影、电视和短形式数字内容部门。
他们补充说:“我们对根据行业需求演变而出现的新兴领域机会保持开放态度。”
经济发展局(EDB)和新加坡旅游局告诉 CNA,新加坡仍然是“游戏公司具有吸引力的地点”,并指出任天堂(Nintendo)、米哈游(HoYoverse)、轻速工作室(LightSpeed Studios)和雷蛇(Razer)等行业领先者均设在此地。
两家机构在联合声明中表示:“我们与行业伙伴密切合作,支持该部门的增长。”
他们补充说,在新加坡设立游戏开发活动(如发行以及研发)的公司利用了该国的人才库、区域市场准入和强大的知识产权(IP)保护,为新加坡人创造了多样化的职业机会。
“随着技术和行业趋势的演变,我们将继续与公司合作,加强与行业相关的培训,并为人才提供获得实践经验的机会。”
新加坡的优势
观察人士认为,展望未来,新加坡应利用其比较优势来推动游戏部门的发展。
NUS 的 Xu 博士表示,应更多地关注高价值活动,如创意领导力、游戏设计、技术开发、IP 管理和区域业务运营。
她认为一种可行的方法是采用“中心-辐射”模型,新加坡作为这些功能的中心,而选定的生产活动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或越南等低成本地点进行。
Dillon 助理教授表示,新加坡不应与低成本地区竞争,而应专注于成为“做出最高价值决策和进行最尖端技术工作的地方”。
他还强调,新加坡的教育系统以及培养熟练且适应能力强的人才的能力是无法被外包的。
行业观察人士和从业者一致呼吁开发本土拥有的 IP,这将有助于新加坡在长期内从成品中保留更大的经济价值。
Xu 博士表示,这包括成功游戏在授权、续作和相关产品方面的潜在收入。
为此,Dillon 教授表示,令人鼓舞的是,当地行业已经生产出了“既具有鲜明新加坡特色又具有全球出口能力”的游戏。
例如,The Gentlebros 的《猫咪任务》系列获得了国际认可,而另一家本土开发商 Springloaded 则凭借《让我们建造动物园》(Let's Build a Zoo)和《让我们建造地牢》(Let's Build a Dungeon)积累了大量粉丝。
Asian Salad Studio 的 Neo 先生注意到,在新加坡充满活力的独立开发者社区中,存在着强烈的相互支持感。
The Gentlebros 的 Wong 先生表示,像他这样的小工作室也有自己的优势。例如,他们能够快速转型并利用当前事件,而不像大工作室那样重大决策可能需要数周时间。
“总而言之,我认为即使在今天的环境下,这仍然是可行的,”Wong 先生说。
“机会和成功的潜力依然存在——只是现在的门槛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