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公共服务部门（PSD）在周一（9月14日）表示，目前正在审查一份由美国研究机构发布的工作论文。该论文指称，新加坡公务员在地铁站正式公布前，“不成比例地”大量购买了这些规划站点的周边房产。
在回应媒体查询时，PSD表示，他们已经“注意到一份对比规划地铁站周边购房率的学术工作论文”。
PSD指出，该论文“报告称，作者所定义的公务员群体，在规划中但尚未公开的地铁站附近购房比例异常之高”。
“我们极其严肃地对待任何涉及诚信的问题。目前我们正在审查该论文中的数据和研究方法，如果发现有实质性依据，将移交给贪污调查局（CPIB）处理，”PSD发言人表示。
该工作论文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发布，题为《社会规范能否替代执法？来自新加坡公职人员购房行为的证据》。
论文首页注明：“NBER工作论文旨在用于讨论和评论。它们尚未经过同行评审，也没有经过NBER董事会的审查，而后者是NBER正式出版物的必要流程。”
根据其官网介绍，NBER是一家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私人非营利研究机构，致力于分析重大经济问题。
作者在文中写道，他们“首先研究了公职人员在规划铁路站公开宣布之前，是否进行了基于内部信息的购房行为”。
研究人员通过新加坡的法律备案文件获取私宅交易记录，并将买家与新加坡政府目录交互系统（SGDI）进行比对，从而识别出公务员身份并追踪其交易历史。
随后，他们将关注点集中在公告日期前后、规划中但尚未公开的地铁站周边的购房行为，将其作为“获取特权位置信息的代理指标”。
作者指称：“我们发现了公务员进行内部交易的明确证据：公务员在规划地铁站附近的购房强度高于对照组，且这种差异集中在公开宣布前的一到两年。”他们还补充称，“稳健性检查”支持了这一发现。
根据作者的说法，这些检查包括“一项针对新加坡监管严格的补贴公共住房市场的安慰剂实验，因为在公屋市场，资格限制和转售限制使得内部交易更加困难”。
通过使用大语言模型（LLM），作者还发现涉事购房行为“集中在中层官员之中”。
论文认为，这些“中层官员面临的净诱惑最高，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资源采取行动，而相比高层官员，他们面临的审查压力和名誉成本较低；而基层官员则面临资金资源的限制”。
作者表示，这些所谓的“内部购房”在涉及“铁路线路规划”的机构官员中更为普遍，这与他们能接触到更多非公开位置信息的情况相吻合。
作者还将公务员的购房模式与房地产经纪人和公司董事会成员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这两个群体在站点公布前并未出现类似的购房激增。
作者认为，这证明了公务员的购房行为反映的是对非公开信息的获取，而“并非是对公开信息的卓越处理能力”。
该论文由哥伦比亚大学的 Tomasz Piskorski、香港大学的 Jian Zhang，以及斯坦福大学的 Amit Seru 和 Chun Zhao 共同撰写。
作者表示，他们从芝加哥大学的 Chang-Tai Hsieh 和 Luigi Zingales，以及哈佛大学学者 Li Shengwu 和 Jesse Shapiro 的讨论中“获益匪浅”。
其中，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Li Shengwu 是李显洋之子。Hsieh 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Zingales 是该校创业与金融教授，Shapiro 则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与工商管理教授。
此外，作者还感谢了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学者 Ivan Png 和 Sumit Agarwal 提供的“有益建议”。
Png 是战略与政策、经济学以及信息系统与分析领域的杰出教授；Agarwal 则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的 Low Tuck Kwong 金融学杰出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