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局上周四（27日）宣布，来届大选，候选人的竞选开支上限将调高。
候选人可为每位选民花费至多5新元，比现有的4新元上限增加25%。
考虑到2021年至2024年的高通胀率，此次调涨并不令人意外。
这也是继2015年后，竞选开支上限再度提高，选举局当时把竞选开支上限从3.50新元提高至4新元。
翻开历届大选记录，新加坡各政党的竞选花费，都和法定上限有段距离。
在2020年大选，行动党是竞选开支最多的政党，该党当时平均在每个选民身上花费2.63新元，不到顶限的七成；工人党以1.21新元居次，初出茅庐的前进党则平均为每位选民支出1.19新元。
整体而言，该届选举朝野阵营的竞选开支总数超过900万新元，其中行动党共支出697万新元，为各党之最；在野阵营中参选最多议席的前进党以78万1275新元居次；工人党则花了70万5647新元。
再往前推，行动党在2015年平均为每位选民花费2.16新元，民主党以1.30新元居次，工人党为0.69新元。
选举“烧不少钱”，经常给全球各国的民主选举引来“金钱政治”的骂名。
实际上，与部分动辄砸下天文数字竞选开支的国家地区相比，新加坡的相关花费可谓相对节制。
工人党在2020年大选平均为每个选民花费1.21新元的竞选支出。（海峡时报）
更烧钱的选举
以美国为例，截至去年10月中，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和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阵营，据报分别在整个选举周期花了19亿美元和16亿美元。
当时美国约有2亿4500万人达到投票年龄，换算下来，花费更多的哈里斯平均为每位选民花费78美元（约104新元），相较之下，新加坡“烧钱最凶”的行动党在最近一次大选也平均只为每个选民支出2.63新元。
而当时距离美国总统大选的11月投票日尚有两周时间，双方阵营势必在冲刺阶段卯足全力撒钱，最终的竞选支出无疑将更可观。
值得一提的是，同一时间还有美国参议院的三分之一席次，以及全部众议院席次进行改选。
若把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的竞选支出相加，几乎是天文数字。
据长期追踪美国竞选资金状况的非营利组织OpenSecrets估计，若把候选人、政党及利益组织针对选举的支出加总，美国国会选举的竞选总支出可能高达100亿美元。
台湾是另一个选举极度烧钱的民主政体。
根据台湾监察院公布的数据，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中，最终胜选的民进党组合赖清德和萧美琴花费最多，合共支出5亿零715万6685元新台币（约2050万新元）。
该届大选的合格选民为1954万8531人，用新元来看，赖清德组合平均为每名选民花费1.04新元。
但必须注意的是，台湾政党在账面上普遍都存在报小数的做法，实际金额往往远高于此。
一些内部人士就指出，每组候选人支出至少10亿元新台币（约4043万新元）可能是比较合理的估计。
与此同时，上述数据也仅是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支出，同时间举行的立委选举一样所费不赀。
以台北市的其中一个立委选区来看，中山、北松山选区的国民党候选人王鸿薇的竞选支出为1218万元新台币，其对手民进党籍的谢佩芬则花了1668万元新台币。
以花更多钱的谢佩芬为例，换算后，她平均为当地每位选民支出2.43新元。
台湾是亚洲选举文化最突出的政体之一。（路透社）
时间、人口稠密度和竞争程度
新加坡各政党撒钱竞选相对“节俭”，或许源于一些先天因素。
首先是时间。
新加坡实行西敏寺议会制度，每届政府任期最长5年，但总理可在任期内任何时间向总统建议解散国会。
相比之下，美国和台湾的总统为固定任期制，举行选举的时间点固定，这意味着各方势力的竞选活动能更早开跑，提早做好准备。
其次是土地面积。
新加坡幅员较小，人口更为集中。
各政党更容易接触到选民，不必“长途跋涉”，举办竞选集会也因此更具有成本效益。
相较之下，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却分散各地的国家或地区则将面对更艰难的硬体挑战，这往往也是最烧钱的部分。
第三，新加坡大选候选人若想通过电视和电台向选民传达讯息，只能利用政党竞选广播（Party Political Broadcasts）。
2020年大选竞选期间，时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以华语发表电视竞选广播。（视频截图）
政党竞选广播通过本地免付费电视和电台，以四种官方语言播放，广播时间的长短按照各政党的参选人数来分配。
然而，本地政党仍可以购买网络广告。
换做是允许政党通过广播打广告的国家，以美国为例，广告咨询公司AdImpact的数据显示，自去年7月22日（即哈里斯获得前总统拜登支持后的第一场公开演讲）至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当天，政治广告开销达到23亿美元，其中民主党的开销较共和党高出近4亿6000万美元。
看来，新加坡的选举条例，倒是替各政党省下不少钱啊。
至于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恐怕就和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有关了。
虽然近年来反对党百花齐放，使行动党不再享有在部分选区自动当选的优势，即便如此，通常也仅有零星选区燃起较激烈的战火。
反对党强调他们是以制衡，而非取代行动党执政作为竞选目标，更让选战的激烈程度降低不少。
无论如何，新加坡近年来的政治场域已出现了明显变化，社会氛围的改变，让朝野政党的交锋有愈演愈烈的迹象。
总理黄循财在去年11月的行动党干部大会就曾警告，只要选票稍有波动，执政党可能会再失去三、四个集选区。
若未来的大选，朝着越来越激烈的方向发展，各政党的竞选开支会否快速膨胀，值得继续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