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的少男少女究竟该不该获得投票权？
这道经年累月仍找不到标准答案的课题，（1月28日）新加坡政策研究所主办的新加坡透视论坛小组讨论会上，再次激起各家意见的碰撞。
会中有人提到，这是假以时日终会发生的事；也有人认为调低投票年龄得先考虑青少年的政治成熟度；也有人提到，降低投票年龄可以弥合世代之间在社会政治课题上的分歧。
新加坡是个“异数”
据统计，全球已有超过九成国家的18岁公民拥有投票权。
对新加坡政治体制有深厚影响的英国，早在1969年就已将投票年龄从21岁降至18岁。
在亚洲，传统上社会较保守的日本和韩国近年也相继开放18岁投票权；邻国马来西亚亦在2019年修宪，把投票年龄门槛下调至18岁；几个东南亚国家如印尼、菲律宾、泰国等也都已落实将投票年轻限制调低至18岁。
这似乎让21岁以上公民才有权投票的新加坡成了“异数”。
究竟是否赋予18岁公民投票权，持续在本地引发正反论述的交锋。
新加坡是少数未将投票年龄门槛降低至18岁或以下的国家。（alamy）可以拿枪保卫国家却不能投票？
在新加坡，主张把投票年龄门槛调降至18岁的一方，最常提到的论述是：18岁公民所承担的责任和拥有的权利是否相符？
18岁公民在不少方面已达法定成年的年龄门槛。
他们可以结婚成家，同时必须担负完整的法律责任，不再被置于未成年的保护伞之下。一旦犯下重罪，就得接受法律制裁，即使死刑也无法逃过。
尤其18岁的新加坡男生必须服役当兵，但保家卫国之际，却无法在决定国家未来方向的选举中投票，更被认为是现有投票年龄限制的最大矛盾。
因此，主张调降投票年龄的论者认为，在攸关年轻人的公共政策上，年轻人没有发声和参与的管道，就是一种权力义务不对等的不合理现象。
18岁成年男性有义务拿枪保卫国家却不能投票选政府，被认为是本地投票年龄限制最大的矛盾之一。（联合早报）
但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多次强调，现阶段没有计划将投票年龄下调。
其中，教育部长陈振声在过去四年里，至少已经四度在国会阐述政府的立场。
最明确的一次说明，来自陈振声在2019年代总理李显龙在国会做出的一段回应。
当时他说，投票是非常严肃的决定，因此需要足够的经验和成熟度。
2023年2月，针对工人党主席林瑞莲的提问，陈振声又再进一步说明新加坡不调降投票年龄的理由：
“调降投票年龄的若干国家中，有的是为了增加投票率，有的是为了在政治上取得优势。
新加坡不存在第一个问题，也绝对不应该为了第二个原因这么做。
有的国家调降投票年龄后，由于政治上成果和预期不符而感到后悔，但基于政治因素，他们不会公开承认。其他已经这么做的国家，也不清楚这是否为他们带来了更好的政府。”
下调投票年龄未必对特定阵营绝对有利
一般而言，年轻人被认为反建制的倾向较强，通常会比较支持反对党。
年轻人也普遍被认为对进步主张接纳度更高，相较其他年龄层选民，更关注两性平权、环境保护和社会公义等议题。
但一些国家的经验显示，将投票年龄下调，不尽然会给某些政党带来绝对优势。
2019年修宪开放18岁选民投票的马国是个鲜明例子。
当地的年轻选民群体过去长时间被认为是希盟票仓所在，希盟在2018年首次执政后，也力推该政策。
但马国开放18岁选民投票后，年轻选民却并未像希盟所设想般，更支持希盟的多元进步主张。
相反的，大量马来年轻选民倒向宗教保守主义，让伊斯兰党所在的国盟于2022年大选掀起了至今仍未退潮的“绿色海啸”。
马国将投票年龄门槛下调至18岁后，并未给意识形态较进步多元的希盟带来更多年轻选票。（Benar News）
台湾刚结束的总统大选，也是另一个能用以观察年轻选民特性的场域。
台湾和新加坡一样，是少数法定成人年龄和投票年龄不一致的政体。
2022年，当地曾举行是否将投票年龄下调至18岁的公投，不过公投最终没有通过，台湾仍维持20岁才能投票的原有门槛。
当时，外界普遍的看法是，若投票年龄真的下调，意味着选民中属于“天然独”世代比例有所增加，对主张台湾自主权的民进党会更加有利。
但后来局势丕变，民进党反倒还要因为投票年龄没成功下调而松一口气。
在2024年的台湾总统和立委选举，过往被认为是民进党优势板块的年轻选民群体，在高房价和低薪等议题驱使下，反而成了第三势力民众党的坚实拥趸。大批年轻选民在选举中把手中一票投给了非典型政治人物柯文哲。
一些高中举办的模拟投票也显示，柯文哲在十多岁的高中生当中，支持率远超民进党和国民党两大传统政党。
换句话说，如果当年台湾真的将投票年龄下调至18岁，原本被认为可借此得利的民进党，在寻求连任的征途上或将陷入更艰巨的困境。
台湾年轻选民在本届大选大幅倒向第三势力候选人柯文哲。（中央社）
透过马国和台湾的例子，大致可归纳出年轻选民的特点：
相对于政治忠诚度高、政党倾向相对固化的较年长选民，年轻人的意识形态是较流动和动态的。
虽然某些政治势力，尤其是意识形态较进步开放的政党，理论上会更受年轻人喜爱，但这种情况并非必然。
纳入更多年轻选民，意味着选举结果会有更多可能性。
世界民主的重大变迁就是不断扩大选民的规模
回首世界历史，民主之变迁，有很大程度即是不断地跨越种族、性别、阶级等人口特征的藩篱，从而使选举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
早期的民主制度只允许拥有一定资产的男性投票，经过一段时间后，才又先后将投票权赋予所有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
美国直到上世纪60年代也都还留存着对黑人不利的选举制度。
民主制度就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突破过去许多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窠臼。
随着18岁投票权在全球愈来愈普及，新加坡将来或许也终将步上下调投票年龄一途。
根据当局2019年估算，若将投票年龄下调至18岁，本地将会多出13万年轻选民。
面临选举制度潜在的巨大变革，我们应尽早做出因应，确保投票年龄下调对国家治理带来的影响是正向而非毁灭性的。
这包括在资讯碎片化的时代，让学生更早在正规教育中培养对公民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识读能力，而这方面的教材，也应尽可能不偏不倚，以不倾向任何政党叙事的方式呈现。
一些国家的例子显示，年轻一代更有可能对善于利用新兴社交媒体的政治人物倾心。因此，加强年轻人对政治事务的理解和思考能力，将是避免民粹凌驾于民主的必要过程。
面对年轻选民，社会也应避免用“涉世未深”的眼光看待他们。毕竟，政治取向和关注焦点的不同，正是民主社会之所以多元包容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