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有眼尖的读者发现，新加坡新科总理黄循财，初中年代的英文姓名是Huang Xuncai，与中国大陆拼法一样，那么，为什么现在英文姓名是Lawrence Wong Shyun Tsai？
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好奇和揣测。
有个读者留言说，“为了显得更独立，更与众不同嘛”。
当然不是。
出道13年就当上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一路开挂
（黄循财从小是英校生，华语很差；获推举为总理之后，突击学习，效果还可以）
没错，不同时代的新加坡华人，英文姓名的拼法是不一样的。
我举个例子。本月25日，新加坡天府会有个电影招待会和座谈会，参与座谈的四个人，姓名的英文拼法就不一样。
（欢迎扫码报名，出席座谈会暨电影招待会）
新加坡教育部兼财政部高级政务次长黄伟中，英文姓名是Shawn Huang Wei Zhong，是洋名加上汉语拼音。
著名导演梁志强，是Jack Neo Chee Keong，是洋名加上方言拼音。
许振义，是Koh Chin Yee，方言拼音。
彭世新，是Jack Peng Shixin，也是洋名加上汉语拼音。
我们来看看另一个例子——黄伟中工作的财政部和教育部。
财政部第二部长徐芳达，Chee Hong Tat，是方言拼音。
教育部长陈振声，Chan Chun Sing，也是方言拼音。
教育部政务部长颜晓芳，Gan Siow Huang，还是方言拼音。
到了黄伟中，就用汉语拼音了。
同是华人，为什么英文姓名拼法有这些差异？
这就得从新加坡华人社会和华语的演变说起。
刚好前几天汪老师学园让我办了个讲座，正是这个课题。
且听我细细道来。
唐山与番邦
这个讲座题目是：从“唐山”到南洋——新加坡华社、华语面面观。
有朋友问我，同样是地名，为何唐山要打引号，南洋不必。
是这样的，出席这场讲座的观众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对大家来说，看到“唐山”二字，第一时间想起的是河北省唐山市。
但是，我这个讲题中的“唐山”，却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海外华人对中国的代称。例如李小龙1971年出演的功夫电影《唐山大兄》，还有费翔《月琴》的“唱一段唐山谣”，这里“唐山”都是指中国。
这类的例子还很多。例如，在新马一带经常见到的财神爷牌位，上联是“五方五土龙神”，下联是“唐番地主财神”。
意思就是，在海外的这些华人，不但希望有“唐土”（也就是东土大唐）财神的庇护，也希望有“番邦”（也就是南洋、东南亚）财神的保佑，中外通吃，大杀四方。
十九、二十世纪，闽南人下南洋的时候，经常吟唱《落番歌》。歌名为“落番”，说一千，道一万，皆是被迫离乡背井，从有高度优越感的“唐山”，到充满着贬义的“番邦”落脚。
十九世纪，福建移民在新加坡设立恒山亭，广府人和客家人设立海唇福德祠。这两座庙宇大门挂着的楹联，上联说的是“异域”，下联说的是与之对应的“中华”“唐山”。
仍然是“唐” “番”之别。
2023年，新加坡厦门公会创作会歌《心安所在是阮兜》（闽南语，意即“心安所在是吾家），歌词有“阮的祖先为着生活，离开唐山南洋靠岸”两句，也是使用了“唐山”这个词。
所以，为了避免大家误以为我讲座题目指的是河北省唐山市，所以，必须把“唐山”二字加上引号。
历史上的第一次躺赢
提起新加坡的历史，不少人马上会想到1819年英国人开埠。
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带来天文、地理等发展，之后带来工业革命。十九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海事大国崛起，派出舰队四处建立殖民地。
当时，为了与荷兰在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经营的港口竞争，英国东印度公司派莱佛士到马来亚一带，寻找合适的地点，设立自由港。
1819年2月6日，莱佛士与苏丹、天猛公签署开埠协议，把新加坡辟为自由港。
五年后，1824年8月2日，英国人给苏丹、天猛公送去白花花的银元，他们就把新加坡割让了。自此，新加坡成了“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
又过了六年，1832年12月，海峡殖民地把首府迁至新加坡。由于政治中心转移，许多马六甲富商选择南下，跟着海峡殖民地总督，润到了新加坡。殖民地的经济中心从马六甲转移到新加坡。
这可是件大事，直接影响了新加坡的命运。
这是新加坡历史上的第一次躺赢。
峇峇富商南下新加坡
在这个时代，润来新加坡的这一批华人，都是峇峇娘惹。他们许多人在南洋已经历了几代人，因此也称为“老客”。
虽然在饮食、建筑和礼俗上，老客一定程度仍维持着华人传统，但是语言上大多数已经入乡随俗，使用受闽南语影响很深的峇峇马来语，或者是英语。
以福建峇峇为例，最有名的，一个是薛佛记，一个是陈笃生。
薛佛记1793年出生于马六甲。新加坡开埠之后，薛佛记南下经商，并开辟“恒山亭”义山，以办理旅居新加坡乡侨的后事。
早年华人落番，百年之后无法回归唐土，只能在地安葬。处理后事成了最重要的移民事务之一，因此，义山逐渐演变成了最早的社团组织。
在新加坡，华人移民在直落亚逸（Telok Ayer）港湾登陆，之后在附近落脚，生活、工作。在那一带附近自然就形成了坟山，包括福建人的恒山亭、广府人、客家人的青山亭和绿野亭，以及潮汕人的泰山亭。这些坟山后来成为新加坡最繁华的地带，例如泰山亭的位置，就是今天的义安城。
陈笃生，祖籍福建漳州海澄县。1798年生于马六甲。家族早年以种植业为生。陈笃生20岁迁居新加坡，初以贩蔬菜、水果、鸡鸭为业，后来经营土产和建筑材料贸易，大获成功，成为巨富。
（2023年，作者向副总理黄循财介绍天福宫。图源：黄循财脸书）
1840年，陈笃生带头在直落亚逸街兴建天福宫，是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前身；1844年，他捐资兴建贫民医院，后改为陈笃生医院。
在直落亚逸附近的，除了福建人的天福宫之外，也设立了潮汕人的粤海清庙，崇祀海神妈祖，以及广府和客家人的海唇福德祠，崇祀大伯公。
大批“新客”走线南洋
新加坡1819年开埠之后，尽管清朝仍实施海禁，但东南沿海民不聊生，于是开始有人冒险“走线”，偷偷出洋。
我们的祖先，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
到了1860年之后，清英签署《北京条约》，开放华工合法出洋，于是，下南洋的人就更多了。
相对于峇峇娘惹这些早已融入当地的“老客”，这批移民初来乍到，所以，称为“新客”。
有些新客说出来，那是大名鼎鼎。比如陈嘉庚、李光前、黄祖耀。是的，黄祖耀是在福建省金门县出生，之后才辗转来到新加坡的。
来自福建省金门县的银行界大亨黄祖耀
在那个年代，新客都是使用自己的方言，很少懂得讲官话的。到了南洋之后，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个以汉语方言为划分的社群。
这就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由于人们按方言而非按中国的行政地域划分社群，于是，便出现了“潮州独立于广东”“福州独立于福建”等有趣的现象。
在新马，讲闽南语的漳州、泉州人氏，统称为“福建人”；讲福州、莆田（兴化）、福清等方言的，各自称“福州人”“兴化人”“福清人”。无论是按照殖民地政府的分类，或者是自发的分类，都不把自己视为“福建人”，因为“福建人”等同于“讲闽南语的人”。
同属于广东，但是，讲粤语的称为“广府人”，讲潮汕方言的称为“潮州人”。实际上，新加坡早年有少数一些来自广西的移民，但由于他们讲粤语，所以也归为“广府人”。
在福建永定和广东大埔、梅县、丰顺等地，都讲客家话，这些人在新马称为“客家人”，既不归福建，也不归广东，自成一家。
我们比较1881年和2010年的人口统计，还会看到两个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