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现象是，峇峇娘惹在1881年占华人社群的11%，比海南人、客家人还多。但是，到了2010年，峇峇娘惹的比例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原因很简单，此时的峇峇娘惹已经充分融入华人社群。
新加坡华人更加多元化了
第二个现象是，在1881年的时候，来自福建、广东、海南以外的，比如上海、浙江的宁波、温州等很少，只有0.3%，所以无法单独归类，只能归到“其他”。
但是，到了2010年，这个“其他”竟然猛涨到6%，比土生土长的“福州人”“兴化人”“福清人”还要多得多。
为何忽然出现这么多“其他”？原因很简单，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中国移民潮，来自东南西北、五湖四海。
30年前，我们在新加坡请客吃中餐，不是粤菜就是潮州菜，再不然就是福建菜、客家菜、海南菜。
现在呢？好像除了没见到西藏菜和青海菜，其他什么地方的菜没有？
实际上，“其他”占6%，这还只是2010年的数据。14年后的今天，如果说“其他”的比例已提高的双位数，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
一粒西瓜
当时，社会上的通行用语，既不是官话/普通话/华语，也不是英语。
而是俗称“福建话”的闽南语。
原来李光耀张口结舌时，竟如此率真可爱
正因为闽南语是通行用语，所以，在新加坡到处可以见到闽南语的影子，尤其是人名、地名、俚语。
很多人都在笑，新加坡人的普通话很糟糕，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把“一个西瓜”说成“一粒西瓜”。
此话有理，但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一粒西瓜”这类表述是受了闽南语的影响。在新加坡，上年纪的人，大概都说“一粒西瓜”。但是，中年以下的，就慢慢改过来了，开始按汉语量词的标准用法，也说“一个西瓜”了。
大家来猜猜这些是什么
说到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看看当年盛行一时、很有新加坡特色的华语词汇。
1. “大狗”，意思是警长
2. “暗牌”，意思是便衣警探
3. “吃风”，意思是兜风、旅游
4. “吃蛇”，意思是偷懒
5. “公司”，意思是分享
6. “好彩”，意思是幸运
7. “山龟”，意思是土包子
8. “水草”，意思是吸管
9. “头家”，意思是老板
10. “补水”，意思是加班；“水”就是钱，加班有加班费，因此是“补水”
11. “做工”，意思是工作、上班；当然，既然有“做工”，就有“放工”
闽南语不但影响新加坡华语，甚至也影响“新加坡英语”。“新加坡英语”当中许多独特词汇，其实都来自闽南语。比如：
1. kaypoh，意思是“多管闲事”，源自三姑六婆的牙婆。《金瓶梅》里的王婆的职业就是牙婆
2. bojio，意思是“没约”，例句：昨晚喝酒你怎么bojio
3. jialat，意思是“吃力”“糟糕”
4. chiong，字面意思是“冲”，引申义为“玩个痛快”，例句：今晚上哪里chiong？
5. bochap，意思是“不管不问”“不理会”
6. cheem或chim，意思是“深奥”
7. catch no ball，意思是“不得要领”“不懂”，源自“掠无球”，就像守门员抓不到球
8. kiasu，意思是怕输
9. kiasi，意思是怕死
10. kiabor，意思是怕老婆
从Huang Xuncai到Lawrence Wong
铺垫了这么多，现在可以说说为何黄循财的中学校刊把他的姓名印成汉语拼音Huang Xuncai了。
得从1979年“讲华语运动”说起。
当时李光耀认为，每个人学习能力是有限的，孩子在学校要学英文，如果在家里、在社会上用方言，那么就不可能有余力学好华语。
于是，他启动了“讲华语运行”，停止在公共场所使用方言，比如电视、电台。
不仅如此，政府还规定，学生必须在英文名字后面加上汉语拼音。
在80年代之前，新马本地华人都是用自己的方言音来拼写英文姓名。比如我的姓名“许振义”，按闽南语拼音，就写为“Koh Chin Yee”。
到了80年代，政府就规定，我不能再用“Koh Chin Yee”，而必须用“Koh Chin Yee (Xu Zhenyi)”。
再过两年，政府又进一步规定，在没有法律效力的出版物上，直接用汉语拼音姓名“Xu Zhenyi”，不用“Koh Chin Yee”。但是，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上的姓名，例如准考证、身份证、驾驶证，还是必须与出生证一致。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就明白了，黄循财的英文名一直就是“Wong Shyun Tsai”，是海南方言发音。到了80年代他念初中时，按政策规定，校刊上就只用汉语拼音“Huang Xuncai”。到了后来，既然政府取消强制要求汉语拼音，那么就继续使用Wong Shyun Tsai。至于洋名Lawrence，我猜是他长大转信教之后加上去的。由于Lawrence Wong Shyun Tsai太长，所以平时就用Lawrence Wong。
又过了几年，政府又进一步，规定只能用汉语拼音，不能用方言拼音。所以，大家就发现，比黄循财年轻10岁左右的黄伟中，他使用的便是纯汉语拼音姓名Huang Weizhong。
国务资政李显龙的孩子，跟黄伟中是同个年代的，英文名也都是纯汉语拼音，比如Li Hongyi。
比黄伟中年龄大的那几位——徐芳达、陈振声、颜晓芳，就没受到强制政策的影响，所以用的都是方言拼音姓名。
然而，人们对人名、地名寄托了很深的情感。许多人无法接受自己姓“Lee”，而孩子只能用汉语拼音“Li”。政府没有办法，只好让步，允许保留方言拼音的姓，但名字必须用汉语拼音。因此，有一段时期，新加坡孩子是采用“方言姓+汉语拼音名”这样的取名方式。
但是，民间对此还是不满意。经过几年反映和争取，政府最终做出彻底让步，彻底放开，不再规定人们取名必须用汉语拼音。所以，到了现在，就“百花齐放”了，既可以采用全方言拼音，也可以“方言姓+汉语拼音名”，也可以姓名都是纯汉语拼音。
“移二代”怎么取名？
说到这里，就有人问了，那么，中国新移民的第二代，取名是怎么取的？
首先，还是得回到“方言/籍贯”这个义项。
前文说了，殖民地政府把华人分为福建（闽南）、福州、兴化、福清、粤语、潮州（潮汕）、客家、海南、其他。新加坡独立之后，沿用了这个方式。我是独立之后出生的，在我的出生证上，父亲的“方言籍贯Dialect Group”是“Hokkien”（福建/闽南）。
新加坡政府很传统，规定孩子的籍贯和姓氏只能随父亲，因此，我的籍贯也是“Hokkien”。
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情况就不一样了。
不论原乡是哪里，到了新加坡之后，“方言/籍贯”一律归为“Mandarin”。即便是来自闽南地区、潮汕地区、粤语、客家、海南方言地区的，也是“Mandarin”，而不是“Hokkien” “Teochew” “Cantonese” “Hakka” “Hainan”。
与本地人一样，新移民在新加坡生下的第二代，籍贯随父亲。如果父亲是新移民，那么，孩子的籍贯就一样是“Mandarin”。
解决了“方言/籍贯”问题，那么就谈到取名了。“移二代”取名，当然是按中国的习惯，全用汉语拼音，例如彭世新。
另一方面，即便是本地人的新生儿，越来越多人，自主选用“方言姓+汉语拼音名”的取名方法。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本地年轻父母懂得方言的人越来越少，要使用方言音给孩子取名，实在强人所难。
从“甘省长”变成“颜省长”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于各方言对某字的发音不一样，就出现了“一字多音”“一音多字”的情况。
例如，“黄”在闽南语写作“Ng”，在粤语写作“Wong”，一字多音。
例如，“Ng”在闽南语是“黄”，在粤语是“吴”，一音多字。
而且，早年拼写不规范，新生儿注册姓名时，一般都是由父亲口述，注册站人员书写，于是就出现了同个方言同个念法，但是不同书写形式，例如闽南“许”，大部分写为“Koh”，但也有写为“Khor”的，例如前交通部长许文远 Khor Boon Wan，也有写为“Kho”的。
由于有些方言音的拼写法与汉语拼音一样，就出现一些笑话。二十年前，我在香格里拉酒店接待某省一位甘姓（Gan）副省长和代表团。酒店销售总监在大门迎接的时候，很热情地说“颜省长，欢迎来到香格里拉”。甘省长听了莫名其妙，不过我一听就明白了，一般上新加坡姓“Gan”的，很多是颜姓闽南人，例如副总理颜金勇Gan Kim Yong；销售总监看到客人名单上写着副省长姓Gan，不假思索以为他姓颜，其实大谬不然。
新加坡这些奇怪的地名
其实，不仅人名，在那个时期，连地名都被强制改为汉语拼音，比如义顺，本来是潮州话拼音“Nee Soon”，改为“Yishun”。
新加坡有很多地名，都是以方言来拼成汉字。比如Bukit Timah，如果用普通话来音译，应该是“布吉提马”。之所以音译为“武吉知马”，因为是用了闽南语。
这类例子很多，比如Jurong（念为Joo-rong），音译为“裕廊”而不是“祝荣”；“Tanglin”音译为“东陵”而不是“唐岭”。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深深的时代烙印
不仅新加坡，其实，中国汉语当中有许多标准翻译名词，其实也都是用闽南语或粤语等南方方言音译，而非普通话。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欧洲国家Sweden，如果按普通话音译，应该是“隋登”，但是，它却叫“瑞典”。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用闽南语一念，就完全对头了。
还有个例子是美国前总统Obama，音译为“奥巴马”。为何不叫“奥巴马”？同样的，用闽南语念就顺了。
大家也许觉得很奇怪，这些标准音译名词干嘛都不用官话或普通话音译，而使用南方方言呢？
我想，应该是跟时代有关系。
最早接触这些外国地名、人名的，应该都是从福建、广东出去的中国人。那个年代官话并不普及，这些人做起音译来，虽然并非有意为之，但难免受自己方言的影响。所以，就出现了“瑞士”、“奥巴马”，合情合理。
不管本土羊或外来羊能领好头就是好的领头羊
同样的，新加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受到中国很深远的影响。
最早下南洋的华人，形成了“老客”峇峇娘惹。到了二十世纪，大批“新客”南下，与老客碰撞出火花。我举个例子。
1929年，“新客”陈嘉庚从“峇峇”薛中华手中接过管理权，对福建会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引进会员制、规定董事和会长任期、引进民主过程等等。对此，福建会馆文献记载“新加坡闽人最高社团由马六甲侨生集团领导的时代，转为由中国南来移民集团主导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