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現象是，峇峇娘惹在1881年占華人社群的11%，比海南人、客家人還多。但是，到了2010年，峇峇娘惹的比例已經小到可以忽略不計。
原因很簡單，此時的峇峇娘惹已經充分融入華人社群。
新加坡華人更加多元化了
第二個現象是，在1881年的時候，來自福建、廣東、海南以外的，比如上海、浙江的寧波、溫州等很少，只有0.3%，所以無法單獨歸類，只能歸到「其他」。
但是，到了2010年，這個「其他」竟然猛漲到6%，比土生土長的「福州人」「興化人」「福清人」還要多得多。
為何忽然出現這麼多「其他」？原因很簡單，就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中國移民潮，來自東南西北、五湖四海。
30年前，我們在新加坡請客吃中餐，不是粵菜就是潮州菜，再不然就是福建菜、客家菜、海南菜。
現在呢？好像除了沒見到西藏菜和青海菜，其他什麼地方的菜沒有？
實際上，「其他」占6%，這還只是2010年的數據。14年後的今天，如果說「其他」的比例已提高的雙位數，我一點兒也不感到驚奇。
一粒西瓜
當時，社會上的通行用語，既不是官話/普通話/華語，也不是英語。
而是俗稱「福建話」的閩南語。
原來李光耀張口結舌時，竟如此率真可愛
正因為閩南語是通行用語，所以，在新加坡到處可以見到閩南語的影子，尤其是人名、地名、俚語。
很多人都在笑，新加坡人的普通話很糟糕，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把「一個西瓜」說成「一粒西瓜」。
此話有理，但忽略了一點。那就是，「一粒西瓜」這類表述是受了閩南語的影響。在新加坡，上年紀的人，大概都說「一粒西瓜」。但是，中年以下的，就慢慢改過來了，開始按漢語量詞的標準用法，也說「一個西瓜」了。
大家來猜猜這些是什麼
說到這裡，我給大家舉一些例子，看看當年盛行一時、很有新加坡特色的華語詞彙。
1. 「大狗」，意思是警長
2. 「暗牌」，意思是便衣警探
3. 「吃風」，意思是兜風、旅遊
4. 「吃蛇」，意思是偷懶
5. 「公司」，意思是分享
6. 「好彩」，意思是幸運
7. 「山龜」，意思是土包子
8. 「水草」，意思是吸管
9. 「頭家」，意思是老闆
10. 「補水」，意思是加班；「水」就是錢，加班有加班費，因此是「補水」
11. 「做工」，意思是工作、上班；當然，既然有「做工」，就有「放工」
閩南語不但影響新加坡華語，甚至也影響「新加坡英語」。「新加坡英語」當中許多獨特詞彙，其實都來自閩南語。比如：
1. kaypoh，意思是「多管閒事」，源自三姑六婆的牙婆。《金瓶梅》里的王婆的職業就是牙婆
2. bojio，意思是「沒約」，例句：昨晚喝酒你怎麼bojio
3. jialat，意思是「吃力」「糟糕」
4. chiong，字面意思是「沖」，引申義為「玩個痛快」，例句：今晚上哪裡chiong？
5. bochap，意思是「不管不問」「不理會」
6. cheem或chim，意思是「深奧」
7. catch no ball，意思是「不得要領」「不懂」，源自「掠無球」，就像守門員抓不到球
8. kiasu，意思是怕輸
9. kiasi，意思是怕死
10. kiabor，意思是怕老婆
從Huang Xuncai到Lawrence Wong
鋪墊了這麼多，現在可以說說為何黃循財的中學校刊把他的姓名印成漢語拼音Huang Xuncai了。
得從1979年「講華語運動」說起。
當時李光耀認為，每個人學習能力是有限的，孩子在學校要學英文，如果在家裡、在社會上用方言，那麼就不可能有餘力學好華語。
於是，他啟動了「講華語運行」，停止在公共場所使用方言，比如電視、電台。
不僅如此，政府還規定，學生必須在英文名字後面加上漢語拼音。
在80年代之前，新馬本地華人都是用自己的方言音來拼寫英文姓名。比如我的姓名「許振義」，按閩南語拼音，就寫為「Koh Chin Yee」。
到了80年代，政府就規定，我不能再用「Koh Chin Yee」，而必須用「Koh Chin Yee (Xu Zhenyi)」。
再過兩年，政府又進一步規定，在沒有法律效力的出版物上，直接用漢語拼音姓名「Xu Zhenyi」，不用「Koh Chin Yee」。但是，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上的姓名，例如准考證、身份證、駕駛證，還是必須與出生證一致。
看到這裡，大家應該就明白了，黃循財的英文名一直就是「Wong Shyun Tsai」，是海南方言發音。到了80年代他念初中時，按政策規定，校刊上就只用漢語拼音「Huang Xuncai」。到了後來，既然政府取消強制要求漢語拼音，那麼就繼續使用Wong Shyun Tsai。至於洋名Lawrence，我猜是他長大轉信教之後加上去的。由於Lawrence Wong Shyun Tsai太長，所以平時就用Lawrence Wong。
又過了幾年，政府又進一步，規定只能用漢語拼音，不能用方言拼音。所以，大家就發現，比黃循財年輕10歲左右的黃偉中，他使用的便是純漢語拼音姓名Huang Weizhong。
國務資政李顯龍的孩子，跟黃偉中是同個年代的，英文名也都是純漢語拼音，比如Li Hongyi。
比黃偉中年齡大的那幾位——徐芳達、陳振聲、顏曉芳，就沒受到強制政策的影響，所以用的都是方言拼音姓名。
然而，人們對人名、地名寄託了很深的情感。許多人無法接受自己姓「Lee」，而孩子只能用漢語拼音「Li」。政府沒有辦法，只好讓步，允許保留方言拼音的姓，但名字必須用漢語拼音。因此，有一段時期，新加坡孩子是採用「方言姓+漢語拼音名」這樣的取名方式。
但是，民間對此還是不滿意。經過幾年反映和爭取，政府最終做出徹底讓步，徹底放開，不再規定人們取名必須用漢語拼音。所以，到了現在，就「百花齊放」了，既可以採用全方言拼音，也可以「方言姓+漢語拼音名」，也可以姓名都是純漢語拼音。
「移二代」怎麼取名？
說到這裡，就有人問了，那麼，中國新移民的第二代，取名是怎麼取的？
首先，還是得回到「方言/籍貫」這個義項。
前文說了，殖民地政府把華人分為福建（閩南）、福州、興化、福清、粵語、潮州（潮汕）、客家、海南、其他。新加坡獨立之後，沿用了這個方式。我是獨立之後出生的，在我的出生證上，父親的「方言籍貫Dialect Group」是「Hokkien」（福建/閩南）。
新加坡政府很傳統，規定孩子的籍貫和姓氏只能隨父親，因此，我的籍貫也是「Hokkien」。
來自中國的新移民情況就不一樣了。
不論原鄉是哪裡，到了新加坡之後，「方言/籍貫」一律歸為「Mandarin」。即便是來自閩南地區、潮汕地區、粵語、客家、海南方言地區的，也是「Mandarin」，而不是「Hokkien」 「Teochew」 「Cantonese」 「Hakka」 「Hainan」。
與本地人一樣，新移民在新加坡生下的第二代，籍貫隨父親。如果父親是新移民，那麼，孩子的籍貫就一樣是「Mandarin」。
解決了「方言/籍貫」問題，那麼就談到取名了。「移二代」取名，當然是按中國的習慣，全用漢語拼音，例如彭世新。
另一方面，即便是本地人的新生兒，越來越多人，自主選用「方言姓+漢語拼音名」的取名方法。原因也很簡單，因為本地年輕父母懂得方言的人越來越少，要使用方言音給孩子取名，實在強人所難。
從「甘省長」變成「顏省長」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由於各方言對某字的發音不一樣，就出現了「一字多音」「一音多字」的情況。
例如，「黃」在閩南語寫作「Ng」，在粵語寫作「Wong」，一字多音。
例如，「Ng」在閩南語是「黃」，在粵語是「吳」，一音多字。
而且，早年拼寫不規範，新生兒註冊姓名時，一般都是由父親口述，註冊站人員書寫，於是就出現了同個方言同個念法，但是不同書寫形式，例如閩南「許」，大部分寫為「Koh」，但也有寫為「Khor」的，例如前交通部長許文遠 Khor Boon Wan，也有寫為「Kho」的。
由於有些方言音的拼寫法與漢語拼音一樣，就出現一些笑話。二十年前，我在香格里拉酒店接待某省一位甘姓（Gan）副省長和代表團。酒店銷售總監在大門迎接的時候，很熱情地說「顏省長，歡迎來到香格里拉」。甘省長聽了莫名其妙，不過我一聽就明白了，一般上新加坡姓「Gan」的，很多是顏姓閩南人，例如副總理顏金勇Gan Kim Yong；銷售總監看到客人名單上寫著副省長姓Gan，不假思索以為他姓顏，其實大謬不然。
新加坡這些奇怪的地名
其實，不僅人名，在那個時期，連地名都被強制改為漢語拼音，比如義順，本來是潮州話拼音「Nee Soon」，改為「Yishun」。
新加坡有很多地名，都是以方言來拼成漢字。比如Bukit Timah，如果用普通話來音譯，應該是「布吉提馬」。之所以音譯為「武吉知馬」，因為是用了閩南語。
這類例子很多，比如Jurong（念為Joo-rong），音譯為「裕廊」而不是「祝榮」；「Tanglin」音譯為「東陵」而不是「唐嶺」。這類例子不勝枚舉。
深深的時代烙印
不僅新加坡，其實，中國漢語當中有許多標準翻譯名詞，其實也都是用閩南語或粵語等南方方言音譯，而非普通話。
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歐洲國家Sweden，如果按普通話音譯，應該是「隋登」，但是，它卻叫「瑞典」。原因很簡單，如果我們用閩南語一念，就完全對頭了。
還有個例子是美國前總統Obama，音譯為「歐巴馬」。為何不叫「歐巴馬」？同樣的，用閩南語念就順了。
大家也許覺得很奇怪，這些標準音譯名詞幹嘛都不用官話或普通話音譯，而使用南方方言呢？
我想，應該是跟時代有關係。
最早接觸這些外國地名、人名的，應該都是從福建、廣東出去的中國人。那個年代官話並不普及，這些人做起音譯來，雖然並非有意為之，但難免受自己方言的影響。所以，就出現了「瑞士」、「歐巴馬」，合情合理。
不管本土羊或外來羊能領好頭就是好的領頭羊
同樣的，新加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受到中國很深遠的影響。
最早下南洋的華人，形成了「老客」峇峇娘惹。到了二十世紀，大批「新客」南下，與老客碰撞出火花。我舉個例子。
1929年，「新客」陳嘉庚從「峇峇」薛中華手中接過管理權，對福建會館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包括引進會員制、規定董事和會長任期、引進民主過程等等。對此，福建會館文獻記載「新加坡閩人最高社團由馬六甲僑生集團領導的時代，轉為由中國南來移民集團主導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