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妇女（右）日前质疑一名职总平价超市员工不谙英语，并全程拍摄放上网。（视频截图）
作者 李国豪
“你不能说英语，却在新加坡超市工作？”
先来个简单的前情提要。
日前，一名马来族妇女到城市广场（City Square Mall）职总平价超市买鱼，来自中国的切鱼员工疑似没听懂妇女的要求，导致鱼被“切坏”了。
这名阿嫂级的女顾客愤而质问该女员工不懂英语，为何却能在本地工作？不但如此，她还进一步向超市负责人投诉，指女员工若无法与顾客沟通，就不该被调派到海鲜摊位这类需与顾客沟通的岗位。
最终在超市负责人的调解下，女员工重新切了另一条鱼给女顾客，后者才收下离开。
但回到家仍愤恨难平的女顾客过后将整段过程的录影放上网，引起轩然大波后又将视频撤下。
多元社会本该更包容
切鱼事件中女顾客的鱼被切坏，想用英语向外籍员工表达要求不果，因此产生不好的购物经验，这是实情。
然而，能讲英语的其他超市人员很快到现场协调，并且还让女顾客获得应有的补偿。
女顾客最后却还是选择将事情闹大，也再度凸显，要在新加坡的多元社会中追求更多包容，难度始终不小。
虽说英语在新加坡是通用语言，也有不少年长国人较习惯，甚至只能用母语或方言沟通。
在这种多元环境下，适当包容就显得格外重要，但“小不忍而乱大谋”引起的语言纷争，还是时有所闻。
2021年，一位不谙华语的年长病人投书媒体申诉，他对医院的医护人员初次见他，便自动切换为“华语模式”感到不开心。
显然，医护人员只是出于好意，毕竟本地不少年长者是受华文教育的。
这样的误会，其实简单一句“你可以说英语吗？”便能轻松化解。
但病人选择将此事上纲上线，认为医护人员看到老人家便预设为“华语模式”是大事，有违“英语是工作语言”的国家方针，引起不小的讨论。
通讯及新闻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和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上个月也曾在国会针对“英语该不该作为新移民遴选条件”有过一番交锋。 （这里必须先说明，当时毕丹星建议的，是将英语测试作为新移民的遴选条件，而在本次切鱼事件中的女员工，大概率是持有工作准证的客工。）
杨莉明认为毕丹星要求新移民通过“英语资格考”的建议没有必要。
其中一个理由如下： “我们每天都会见到一些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的本地居民。我不认为有任何人会说，这些人融入新加坡的程度比不上其他人。”
新加坡早已是个英语主导的国际都市，年轻一代英语说得比华语溜是普遍现象。
但这不意味着，不谙英语的国人，尤其是年老的一辈的权益就可置于不顾。
是以，在以英语为主的多元社会中，避免过度用英语熟练度来定义一个人融入本地社会的程度，保留让各族母语有一个“呼吸的空间”仍是必要的。
本地有不少长辈更习惯以华语或方言沟通。（联合早报）
羊毛出在羊身上
无论如何，说起包容，说起多元这些抽象的概念对部分人而言或许不会有那么直接的冲击感。
但换个说法，坚持要零售业的所有外籍员工能用英语沟通所增加的成本，最后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应该会让“kiasu”的国人有感。
简单来说，类似职总平价超市这类零售业及服务业如果得将所有员工更换成“能达到英语沟通程度”的员工，人力成本铁定会增加不少。
这也意味着，商家必须将这些增加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那么，我们又是否做好心理准备迎接超市服务人员英语程度变好，但付出的商品及服务价格也跟着提高？
要求零售业者提高员工的英语水平门槛，可能意味着商品及服务价格也将随之上涨。（海峡时报）
切鱼事件中的女顾客和超市负责人交涉期间，一度询问：
“她（切鱼员工）持有S准证还是工作准证？中国人是S准证是吗？薪水超过4000新元，为什么她没办法说英语？”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女顾客的认知毫无疑问是“骨肉分离”的。
下面这名网民的留言直击重点。
根据求职网站“Indeed”，职总超市的切肉员工平均月薪为1595新元。
另外，根据新加坡统计局2022年数据，担任服务及销售工作的本地人月薪中位数为2691新元，和全国月薪中位数的5070新元有段差距。
说句不中听的实话，如果一名在超市切鱼的员工真能如女顾客所言，轻易领到4000新元以上的工资，这份工作或许根本轮不到该名不谙英语的外籍员工去做。
新加坡自独立以后，一直有计划性及针对性地设计国家教育制度。国人教育程度明显提高后，部分工作，尤其是薪水偏低、工作内容辛苦的工作，找不到足够本地人填补已经不是秘密。
若一方面要求本地服务业者提高员工的英语门槛，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付出更高的商品价格，无异于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当然，职总平价超市等零售业者仍应在可行范围内，尽可能排除不谙英语员工独自面对顾客的情况，但在成本效益下，消费者可能也无法太过苛求。
从社会和谐角度来说，身在多元社会，我们本就该多些包容，买东西鸡同鸭讲很无奈没错，但只要事情还能圆满解决，其实真的没必要把小事闹大。
更现实一点说，这几年物价上涨我们都快吃不消了，我们真的愿意为了让服务业多一些谙英语的员工，而付出更高的代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