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像南归这样近几年才去新加坡的年轻人，在新加坡淘金热的反衬下，想要在当地扎根的生存压力又升了一大截。
“新加坡很无聊”，他说。
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大约只有深圳的三分之一，用一天时间就能步行穿越。刚来新加坡的时候，南归加了一个徒步群，不过半年之后，这个群就安静了下去，“大家已经把所有能玩的都玩过了”。
南归是典型的互联网技术精英，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他在新加坡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从他的朋友圈能够看到，他在周末辗转于人才济济的校友聚会，在周围高楼耸立的金沙湾开帆船，今年上半年，他去了国外旅行，看到了伊斯坦布尔的猫和巴厘岛日落时红色的天空。无论怎样，都不能说他在新加坡过得不好。
在新加坡金沙湾开帆船（照片为采访对象提供）
但他有自己的烦恼。
南归在办公室里常与同事们聊起，他们很难在谷歌、Meta这样的国际大公司谋得一阶半职。
随着外来人口增多，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平衡本国公民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尽管全球三分之一的500强企业将它们的亚太总部设在了新加坡，但它们仍偏向于聘用本地人。
许多国际大公司选择将它们的亚太总部设在新加坡
尽管只是第一份工作，但南归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走到了职业发展的天花板，目前为止，他还没找到一条向上的路。
有很多东西是容易得到的，但也有另一些“天花板”遥不可及。
在新加坡，只有11%的人拥有私家车，拥有一辆汽车的成本极其昂贵，即便是最便宜的车型，每月的开销也在2000新币（约10260人民币）以上，并且只有十年的使用权。
私家车的拥有权，超过了物理上的含义，成为个人财富与社会地位的象征。整日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有一道无形的墙，隔开了坐在汽车里的人和乘坐公共运输的人，他们是泾渭分明的两类人。
更多人被隔在天花板的另一边。
Charley说，新加坡有一个名词叫“外劳”，形容那些做着低技术工种的外籍劳工，他们从事的往往是本地人不愿做的工作，比如建筑工人、流水线工人或家政人员。外劳主要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还有中国。
大多数外劳居住在简陋的劳工宿舍，2020年，被隔离在宿舍里的外劳成为了新加坡感染新冠病毒的最主要人群。
劳工宿舍条件简陋
在Charley所在的中国留学生圈子里，几乎看不见“外劳”。不过一次请人装修时，他遇到过一位，对方告诉他，平常吃一顿饭，3新币（约15人民币）就够了。他还遇到过一位从马来西亚来的理发小妹，每个月能挣3000新币（约15390人民币）。
新加坡是亚洲国家里罕见的文化熔炉，人们的肤色、口音多种多样，也隐隐标志着各自的身份。Charley说，一次他坐在出租上与司机攀谈，司机对他说，你不像新加坡人，也不像中国人。原因一是新加坡的年轻人一般不习惯和司机说话，二是他的英文说得很好。
沉默、内向，英文普遍说得不流畅，是华人在当地人心中的集体印象。
“大家来这里都是赚钱的”，南归说。除此之外，别的指望似乎不多，他想过，如果以后新加坡不好待了，就去欧美找找机会。
新加坡要起飞了，但他乘不上那阵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