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9日，马来西亚国会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同意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于是，新加坡共和国正式成立。总理李光耀致力于将新加坡打造成一座花园城市，一方面种植大量的绿化以稳固沙土，一方面整肃市容以打造东南亚最整洁城市面貌，新加坡的城市化经常被援引为典型的正面事例以供全球其他城市学习。但人类在学习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仍然是一体两面的。
基于图像进行创作的新加坡艺术家赵仁辉，最近发布了两本全新的艺术家书《新森林》（New Forest）及《新加坡，一颗古老的树》（Singapore, Very Old Tree，第二版）其实就体现了这两面。相较于《动植物漫游指南》，《新森林》和《新加坡，一颗古老的树》可谓“小”书，不仅在体量上更轻便小巧，内容方面也不需要读者如猜谜般去揭开科学与摄影术可被人类利用的虚假外衣。
《新森林》
《新加坡，一颗古老的树》
《新森林》的粉红色封面，依然会在第一眼给予读者某些挥之不去的象征印象：可爱的、活泼的。但这部以牛为主角的视觉历史，实际上讲述的是牛这种动物在新加坡的消亡。和旧时中国许多以牛为重要劳动力的地区一样，新加坡早年也会驯牛拉车，载人、载水或是载菠萝。然而，1819年英国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获准在新加坡建立贸易站及殖民地之后，代表着工业革命高度成就的小汽车就在这片土地上现身了。随着汽车速度的提升、效率的增强，取代牛车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另外，在道路行驶仍未得到规范的前现代时期，快速行驶的汽车撞死水牛的事件也逐渐增多。
但导致牛在新加坡彻底消失的主要原因，应该归咎于新加坡独立时制定的国家形象——花园城市的目标。牛作为一种“脏兮兮”的品种，与社会进步、城市整洁的诉求相违背，而“新加坡必须呈现东南亚最整洁城市所具备的视觉景观”。1965年建国之初，新加坡就专门立法驱逐境内所有的牛。结果，曾经在街头轻易可见的牛就这样在新加坡的历史中退场，甚至野外也再也看不到一头牛。直至2016年，人们在新加坡东北部的科尼岛上再次发现了一头牛，而它或许是新加坡境内最后的一头牛。遗憾的是，那头牛也在赵仁辉前去拍摄后的一星期死去。
赵仁辉所摄新加坡的最后一头牛
全书结合档案影像以及赵仁辉自己拍摄的照片，还有不同时期各家新闻媒体对牛的记录，一切包裹在粉红色封面之中，在轻松的音调与不可挽回的悲剧之间得到某种平衡，提供一种更微观更侧面的角度，观看人类在做出现代化、城市化决策之后对在地共生种群的影响——对应到新加坡的结果是牛彻底消失了，那么其他城市呢？而对于新加坡，这一最终结果也与政府一向标榜的花园城市、热爱自然是相左的。
与之相比，《新加坡，一颗古老的树》可算正面捍卫花园城市的美名，但赵仁辉完全放弃了某种宏大叙事，而将落脚点放在了微观的个人与树的关系之上。他采访了三十位热爱树木、植物的普通人，无论是年仅14岁的学生，还是大学研究员、生物学家，甚或简单称自己为自然爱好者的人，他们都有在这个城市中最爱的一颗树。这颗树或许是早已高龄的原生树，或许是城市兴建后的再生树，但无论如何，只有当我们看到这些树木与人真实发生关系了（非砍伐关系而是某种感情联结），花园城市才有了她最原初以及本应被赋予的意义。
比如有位受访者二十年前将一颗山竹树从推土机的巨臂之下救了出来，从此一直守护着它；还有一群佛教徒每天围绕着一颗橡胶树打坐冥想，诸如此类。赵仁辉邀请受访者与他们最爱的树进行合照，并用手工上色的方式营造怀旧感，虽然与高龄古树相比，摄影术只能算黄毛小儿，但是用人工的视觉经验去类比更永恒的树木的时间，或许可被视作一种向往——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可以像这样的怀旧之感一样绵延百年，而不成为遗憾的过去，那可以是未来。但采用手工上色或许也仅为对应这个项目诞生的原点：赵仁辉曾在档案馆中见到一张古旧的手工上色明信片，上面标注著“新加坡，一颗古老的树”。
“新加坡，一颗苍老的树”
拍摄于1904年，现存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赵仁辉的创作一直聚焦于自然与科学、城市发展关系等议题，而这两组作品都以更微观、侧面的视角去探讨他擅长的话题。可以联系到假杂志最近对他的采访中，他说他遇到的很多科学家或许一生都只研究一种动物，我们可能会觉得一辈子只研究一种动物或许有点无聊，但每个人其实都在努力提供一种自己对自然世界的观点，这也是赵仁辉在做的事。他也说，人类的认知常常只指向作为人类的自己，以及大自然能为我们提供什么，但大自然并不为人类而存在，它有自己的生命力和存在方式。一旦认识到这一点，观看世界的方式也会开始转变。
所有图片除特别标注 赵仁辉&IC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