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悬挂红灯笼的场所主要集中在芽笼（Geylang）地区的特定巷弄内。芽笼是新加坡唯一合法的红灯区，
部分合法经营的性服务场所会在门口悬挂红灯笼作为标识。
需要注意的是，新加坡对性产业有严格监管，除芽笼指定区域外，其他地方的类似行为均属违法。
若您前往新加坡，建议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社会秩序。
新加坡竟有亚洲唯一正规红灯区！
提到亚洲的合法红灯区，很多人脑海里都会浮现出日本和韩国。
前者风俗产业的对外输出可谓深得人心，而后者一系列让人惊掉下巴的娱乐圈丑闻，更是对泡菜的颜色进行了全新定义。
但无论这两个国家的“开放程度”有多高，实际上人家也是正经抵制风俗产业的。
亚洲地区唯一存在合法红灯区的国家绝对令你大跌眼镜，因为它竟然是在新加坡。
新加坡注重对女性的保护，是货真价实的女性天堂，《妇女宪章》更被视为新加坡男人的噩梦。
但就是这样高度文明的新加坡，竟设有正规红灯区——芽笼，光明正大的合法，
让人十分震惊。芽笼实际上是一条集众多庙宇、会馆、美食，以及风月场所于一体的现代化商业街。在这里不仅可以遇到身穿宗教服饰道风醇正的道士，与穿着露骨浓妆艳抹的小姐擦肩而过的和谐场景。
也能看见在佛像脚下或教堂旁边，与卖春女讨价还价“饥肠辘辘”的寻欢客，青楼、庙宇、酒吧交错别有一番韵味。
同时夜幕中众多女性如同商品供客人挑选的画面，也充满了难以抵挡的诱惑性。
据统计在这条长度大概只有1公里左右的大街上，有着政府认证并颁发的合法性服务者1300名左右，相当于不到1米就有1位从事风月工作的女性。
同时新加坡政府对她们不仅有着一套完整且严格的行业规定，还有着一系列的法律约束条文。
为了能更好对芽笼的诸多风月场所进行有效管控，新加坡政府给在这里从事性服务的工作者，特意出台了诸多要求和法律法规，想借此来推动该地区的“良性发展”。
首先就是对提供特殊服务的女性年龄，有着比较严格的要求。她们通常被规定在21岁到35岁之间，低于这个年龄的不允许上岗，而超过的女性也必须要强制下岗。
随后符合年龄要求的还要与当地警方签署多个协议，诸如下班以后立刻回家不得长时间逗留、外来性服务者不能服务本地人，以及只能在特定区域接客等等。
签订过相关协议的性服务者，还要进行首次体检以保证没有艾滋或性病，并且在之后的工作中，每两周也必须要接受至少1次以上的正规体检，以长久保证自己及“来访客人”的身体健康。
如果严格按照这个要求执行的性服务者，就有了一张合法上岗的“健康证”。
而这张黄色的“营业执照”，不仅有着性服务者的照片，还有着本人的姓名、国籍、从业编号，以及工作证有效期等一系列信息。
至于工作有效期，则是新加坡政府为了防止国外女性来此服务的人员过多，特意实行的所谓“考勤制度”。
大致意思只要是外来从事风月工作的服务者，最多只能在新加坡工作两年，两年后就必须要遣返回国。
同时为了一劳永逸，这些外来的性工作者，除了不能服务本地人以外，也被禁止与当地人结婚。
并且就算二次来到新加坡，也不得从事之前的性服务工作。换句话说就是：去新加坡从事风月工作捞金的女性，终身最长的工作时效就是两年。
可现实情况却是，新加坡这些政策看似严格且理想，甚至做好了还能良性发展，但是在芽笼合法的红灯区背后，仍然有着大量没有工作证，或者时间到期不愿离开的“流莺”。
据统计，新加坡政府明面上只发放了1300多张“性服务工作证”，可实际上却有着20000名左右的“非法”性工作者在这里上班。
其中大量泰国、越南和缅甸等国家的人，她们假借旅游的名义来到这里，并黑下来从事着性服务工作。
新加坡为什么要把红灯区产业合法化？导致现今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
建国总理李光耀坚持保留红灯区新加坡独立之前，性交易就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了。据《Ah Ku and Karayuki-san》（中文译名“阿驹与唐行小姐”）一书记载，英国殖民时期的新加坡，引进了大量劳动力，造成男女比例失衡，一些女性迫于生计不得不卖身求生。
英国对此虽然规定性交易违法，但在现实执行中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未完全禁止。而后新加坡被日本占领，这一产业更是达到高峰。
到1950年，女权运动风云人物希琳．福斯达（Shirin Fozdar）还指责称：“整个新加坡，根本是一座大型‘技’院”。直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
据说当时有部长提议取缔娼妓，但李光耀沉思片刻，问道：娼妓取消了，非法性交易会消失么？
这位部长瞬间愣住，他深思后回答到：不能！
七情六欲是人性，灭不掉。诚然，即便是在21世纪的世界各国，大部分地区仍存在地下性交易。
李光耀认为，我们要诚实地面对人性。
既然性交易无法根除，那么强行取缔只会让它们转至地下，更加难以控制。
与其灭人性，还不如干脆划出一片特定区域，让它合法，明着来反而容易管理。
于是，新加坡就有了芽笼，这一亚洲唯一合法的红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