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卫生部长王乙康（2021年至今）与前卫生部长颜金勇（2011年至2021年）日前接受《海峡时报》专访时，针对国人最关心的十个关于新加坡医疗体系的问题，作出深入解答。颜金勇是现任副总理兼贸工部长。
红蚂蚁挑精选出一些问答与蚁粉分享。
1、许多发达国家，政府都为他们的公民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为什么同样富裕的新加坡却不这样做？
颜金勇指出，其实世上并不存在真正“免费的医疗”，因为无论是药物、医疗设备、医院设施，还是医生、护士与其他医护人员的薪资，所有开支终究需要有人承担。
因此，真正的问题应该是：
由谁来买单？
在其他一些国家，这笔费用虽由政府支付，实际上还是由纳税人买单。
在新加坡，我们有一个非常全面的医疗支付体系，我们称之为“S+3M”框架，即政府津贴（subsidies）、保健储蓄（MediSave）、保健基金（MediFund）和终身健保（MediShield）。
通过“S+3M”框架，我们确保医疗服务始终是可负担得起的。
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使用和有效分配，从而有助于控制整体医疗成本。
王乙康也补充指出，问题在于，当医疗是免费的、所有费用都通过税收预先支付时，人们往往缺乏自律，导致医疗需求迅速膨胀。
他以英国和美国的医疗体系为例说明：
“现在在英国的公营医疗服务机构，即国民保健署（NHS），要拍一个简单的X光片，等待时间是九个月到一年。我上次查看数据时，等待名单上的人数已达700万。NHS正因为过度的需求而濒临崩溃。”
“而在美国，医疗体系主要依赖个人购买保险。虽然这样可以避免排长龙，有了保险的人可以直接前往私人医院，几乎立即获得治疗，但问题是，并非人人都负担得起保险。”
王乙康指出，英国的体系虽然免费、看似实惠，但可及性差，等待时间漫长；美国则相反，一旦有保险，医疗服务非常易得，但不是很实惠，不是所有人都买得起保险，普及率有限。
“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走这两个极端，因此直接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S+3M”框架。”
这也引出了医疗体系的第二个基本原则：我们以什么方式付费，也决定了我们最终付多少费。
“如果走向任何一个极端，反而会付出更多代价。但通过‘S+3M’的合理组合，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更加精简、高效的医疗体系。”
2、为什么医疗费用如此高昂，而且每年上涨的速度都超过通货膨胀？政府为什么不能做更多来控制医疗成本？
亚历山大医院的医护人员。（联合早报）
颜金勇解释说，
“首先，我认为医疗成本上涨的背后有一个基本因素——通货膨胀，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人力成本。医疗是一个高度依赖人力的行业——医生、护士、各类医疗专业人员，还有大量支援人员都参与到照护病患的工作中。”
“因此，随着工资上涨，通胀上升，医疗成本自然也会随之上升。不过，医疗费用上涨速度超过一般通胀，还有其他几个重要原因。”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人口老龄化。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逐渐变老，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对医疗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自然也就花更多在医疗上。”
从整体来看，新加坡正逐步迈入“超级老龄化社会”。随着全国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使用医疗资源的比重也在上升，这将推高整体的医疗支出。
除此之外，还有对新医疗能力、技术和治疗方法的持续投入。这些新技术往往更有效，但成本也更高，这就形成了一个由技术推动的医疗成本上涨趋势。
所以，总体而言，有多个因素共同促成了医疗费用的持续上涨。
“不过，政府其实一直在努力控制和减缓医疗成本的上升。例如，我们持续与各大医疗集团合作，研究如何通过提升营运效率、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力等方式，使整个体系更具成本效益。”
我国也致力于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确保病患接受的是“恰当的医疗”，而不是过度治疗。这些做法都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但最重要的还是帮助国人保持健康。健康了，自然就减少了对医疗服务的依赖，也就花得少。同时，我们也确保通过‘S+3M’的框架，让医疗费用始终是国人，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能够负担得起的。”
王乙康也补充指出，在冠病疫情期间，全球医疗行业掀起一波“抢人才潮”。新加坡流失了约14%的外籍医护人员，许多人被其他国家以更优厚的薪资挖角。这种对医疗人力的强劲需求，毫无疑问推高了整体医疗成本。
“一般而言，提高生产力和推动创新，应该能带来更优质、成本更低的产品。但医疗领域却恰恰相反。我们确实得到了更好的医疗服务，但所需付出的成本却更高。”
这是因为，医疗关乎我们所爱之人的生命与健康。人们在这方面往往不会省着花。当医生建议：不妨尝试这款新药时，尽管药价昂贵，大多数人仍愿意一试。
另一个推高成本的因素，是保险制度带来的影响。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以什么方式付费，也决定了我们最终付多少费。’有了保险，账单是由第三方支付的，就容易出现过度医疗或不必要的治疗，这无形中进一步推高了医疗开支。”
3、政府医院的病床需求持续居高不下，有时病患需要等待两到三天才能住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加剧，可能还会进一步恶化。在这种背景下，公众担心，即使医疗费用依然可负担，但能否及时获得优质医疗服务可能会成为问题。这样的担忧合理吗？
黄廷方综合医院。（海峡时报）
王乙康坦言，他同样感到担忧。
毫无疑问，随着人口老龄化，患病的人会越来越多，慢性病患者也会越来越多，病患流量就会上升。而疫情之后，我们面临了双重冲击，可谓是一记“当头棒喝”。
“第一个打击，是我们的医疗基础设施扩建项目被疫情推迟了两三年，这个的影响真的很大。”
“第二个打击，许多国家都同样发现，疫情之后，病患的整体状况和患病类型发生了明显变化。”
王乙康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如今看到更多年长者因感染入院。他们并非罹患重大疾病。年长者在经历疫情后体质变得更虚弱，再加上本身就有慢性疾病，一次小小的感染就可能让他们陷入重症，需要进入加护病房。”
“这类病患正是我们在急诊部最常见的类型，因此平均住院天数也从6.1天增加到7天。表面上只是多了一天，但这其实意味着病患流量增加了15%，我们几乎是在逆流而行、疲于应对。”
我们未雨绸缪，病床床位仍足够
王乙康指出，不过当局正努力赶上被疫情耽误的基础建设进度，所幸的是，兀兰医疗园已于2024年启用。
这些不同的设施和服务能协同作用，让病患在对的地点接受对的护理、并在整体上扩大我国应对医疗需求增长的能力。
盛港综合医院。（海峡时报）
“目前病患最拥挤的两家医院是樟宜综合医院和邱德拔医院。自从兀兰医疗园启用后，邱德拔医院的病患流量和住院率已有明显改善，现在的病床使用率大约在80%左右，兀兰医疗园的也一样。”
王乙康说，我们必须扩充整体容量，不仅仅是建设更多医院，也包括设立疗养院、社区护理中心、过渡护理设施、居家护理，以及“居家病房”计划（MIC@Home）等新模式。
他还说，2024年我们共增加了大约2700张病床，其中700到800张是急症病床，主要设在兀兰医疗园，其余则分布在社区医院、Mic@Home 以及疗养院。2025年预计将增加约1700张病床，2026年再增加约1300张。
“到了本世纪末，我国将陆续迎来几个大型医院的落成，包括东区综合医院（Eastern General Hospital，简称EGH）、登加综合与社区医院、现有医院的扩建项目，以及亚历山大医院的重新发展项目，希望这些新增设施能应对日益增长的病患需求。”
这么一来就可以让病人负担得起医疗费用，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人口老龄化，无论是政府支出还是全国范围的医疗开销，势必都会持续上升。
其中一部分开销将用于维持新医院的运作。医疗设备可以采购，但医护人力必须一步步招募、整合，还要确保他们具备专业能力、能够胜任工作。
幸运的是，在医疗领域，我们拥有一批相当不错的本地人才。许多年轻人有志从医，无论是成为医生、护士、药剂师，还是其他辅助医疗专业人员。
王乙康还说，在以本地医疗人才为核心支柱的基础上，我们也有能力吸引愿意来新加坡工作的外籍护士。他认为，新加坡对本区域内的医护人员来说，依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目的地。
“他们明白，在这里，他们的专业技能会被社会充分肯定，医护职业受到高度尊重，同时还能获得优质的培训。对许多人而言，在新加坡累积几年的经验后，他们将拥有更广阔的职业前景，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就业。他们心里很清楚这一点。”
“我们更愿意成为这样一个吸引全球医疗人才的‘磁石’国家。即便他们未来选择离开新加，我们也乐意为他们提供培训，因为他们在任职期间，也真切为我们的医疗体系做出了贡献。”
不知道蚁粉们听了这些解释后，是否对新加坡医疗政策背后的考量有了更多理解，是否更能理解部长们的苦心？还是说，医药费的问题依然是大家的心头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