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这是不是为什么您会在政府推出立国一代配套之后，担忧新加坡可能会沦为“津贴国”？
答：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才让国人明白且愿意接受福利国家并不是最理想的方案。我相信，大多新加坡人都会说福利主义不怎么好。成为福利国，形同在走一条下坡路。这个观念已嵌入我们的思维中。而今随着财富重新分配计划越来越慷 慨，也许会让人们误以为我们有足够资源，永远也用不完似的。音乐总有一天会停的。那之后又会怎么样？
津贴资助是很现实的问题，
但不能过度慷慨
要是我们不加以说明，而如果福利不与付出的努力挂钩，或者不经过经济情况调查、津贴也没有针对性，我们就会面对与福利国相似的问题。已经有好些家住有地房产的国人申诉说自己空有资产却苦无现金，说他们也理应同经济条件不那么优渥的组屋居民那样享有财富再分配的优惠。
我要说的是，我们应该格外谨慎。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会看到人们来找国会议员寻求经济援助，有时候他们也毫不保留地宣泄自己的不满。他们得到了援助金或援助券，可还是口口声声说这些还不够。他们变得满腹怨气。我们在提供津贴时，并不在于完全解决他们的需求。津贴的目的更多在于帮助他们，为他们提供一些支援。
我完全赞同为那些贫困和相对没那么穷的群体提供津贴，帮助减轻他们的经济负 担。生活费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可是当中产阶级也来申诉他们沦为夹心层，当坐拥好几套房产的退休人士也来申诉他们没有收入，政府会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要为越来越多新加坡人提供越来越高的津贴。我要再一次提出警惕：过度慷 慨，哪怕有再充分的理由，都可能会把我们带往一条下坡路，在未来终将陷入预算不足的困境。这就是“津贴国”背后的隐患。
保健基金和教育储蓄基金是吴作栋新政府的两大指标性政策， 也是他就任总理不久后宣布的新措施。这两项计划启动的时机点凸显出他是多么希望这些主张与之紧密相连，也期望它们成为外界对他所领导的新政府进行评估的指标。这一切都让人不感意外。这两项政策都经过精心设计，力求帮助贫困者，帮助那些在新加坡严苛的唯才是用制度下不经意被落在后头的一群人，因此也广获认可。除了一些杂音指政府在1991年全国大选前启动这两项计划是在“收买”选票之外，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批评与谴责。
到了1993年正式推出后，这两项基金水到渠成地融入新加坡的医疗保健与教育体系中，轻而易举地成了各大医院和学校欣然欢迎甚至理所当然接受的政策。好多人，甚至医疗和教育两大领域的前线工作者，却早已忘了保健基金与教育储蓄基金其实是吴作栋的主张。就连医疗社工也不知所以。林雅彦说：“发现有些同事根本不知道保健基金背后的推手就是吴作栋，我真的是大吃一惊，觉得不可思议。”她说得七情上面，情绪有些激动。“我以为每个人都知道！尤其是负责发放保健基金的医疗社工，更是应当也必须知道政策背后那位高瞻远瞩的是何人。”
如果说保健基金和教育储蓄基金都深入民心，吴作栋的下一个大动作就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了；而这项政策最终也证实是吴作栋政府长久以来最具争议性、最不受欢迎，也最具分歧的一项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