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人来说，这意味着要做出同样的承诺，确保子孙后代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度过危机和规划他们的未来。因此，我们尽力将政治的注意力集中在长期的挑战和机遇上。
第三个主要挑战是世界许多地区的政治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美国就是如此，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同样，在欧洲的部分地区，政治两极分化已经挤掉了中间立场。科技促成了回音壁、孤岛和假新闻，并加剧了这些分歧。
政治两极分化深具破坏性，因为它让人们彼此对立，最终会破坏国家的团结。为了遏制这一趋势，我们须要扩大公共空间，让持相反意见的人也能加入。
在新加坡，为维护社会凝聚力，我们不会因少数人的利益而屈服于政治压力。相反，我们采取包容性政策来团结所有国人。例如，我们已经采取措施，确保各住宅区住着各族居民，避免种族隔离，不让种族和宗教分化我国。
我们的劳资政三方体制是加深凝聚力的另一种方法。政府、工会和企业不是隔着警戒线互相对抗，而是共同努力发展经济，分享进步的成果。这使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克服危机。
当1985年经济衰退来袭时，政府提议实行为期两年的工资限制，并降低公积金缴交率。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是，工会领袖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并说服了工会会员。反过来，企业也在挽救就业方面发挥了作用。我们一起扭转了经济颓势。我们的劳资政三方模式持续帮助我们度过困难时期，包括全球金融危机。
我们的包容性政策建立了一个奖励和鼓励与中间群体接触的制度。这巩固了我们的团结和稳定，但保持这一进程将是一项挑战。在数码驱动的经济中，规模效益和范围效益的提高，会加剧收入和财富差距。我国社会正在变得更加多样化，无论是在需求和观点方面，旧的差异将会改变，新的分歧也会出现——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
这就是我在几个月前发起“群策群力，共创未来”对话会的原因。这是一种将不同背景、关注点和视角的人聚集在一起，以达成共同目标的治理模式。这也是为了拓展讨论和辩论的公共空间。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从空谈走向言行一致。
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能够积极塑造我们国家的未来，为建设这个未来发挥作用，是增强他们对新加坡的归属感和责任感的关键。
这些观点与世界各地年轻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中的许多人要求在公民社会和政治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社会须要找到利用青年的精力和想法的方法，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为我们的青年提供与世界各地青年一起合作的机会，这将有助于增进了解，并加深对全球合作的承诺。
我所强调的三个挑战，即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代际冲突和政治两极分化，都以不同的方式破坏了社会凝聚力。全球化、科技进步和社会老龄化将加剧上述各方面的影响。
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每个社会必须更新其社会契约。它们须找到一个最适合其独特情况的公式，将自己的社会和经济政策融为一体，让每个人都有份参与国家的发展，并以自己的政治叙事，重新点燃其人民的想像。
许多其他国家也走上了类似的道路，比如法国的“伟大的全国辩论”和日本的“社会5.0”。我们都可以互相学习。
不能放弃多边主义
除了加强我们国家的社会契约，各国还须要共同合作，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如气候变化、贫困、粮食安全和网络安全。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当前的形势正在背离多边主义就放弃它。相反，作为领导人，我们的职责是共同维护这一体系，并让其他人相信，这仍然是最好的前进道路。
这就引出了我的最后一点。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商业领袖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重新打造其所在国家的社会秩序，并重振国际体系。
推动有良知的资本主义
一些商业领袖一直在推动有良知的资本主义（conscious capitalism）。企业不仅应服务于股东，也应该照顾到所有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客户、员工、供应商和所在的环境。
许多其他企业已经肩负起更重要的社会责任，在男女平权、保护环境，以及推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制定计划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些都是正面的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全球，大企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都显著增长。企业可以通过与政府合作，制定创新的解决方案来改善每个人的生活，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根本上说，取得成功和做好事未必会相互抵触。找到实现这两项目标的途径，将有助于我们释放2030年亚洲的巨大机遇，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