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 | 新加坡人为何接受“大政府”

无论政府也好，社会也罢，最终要实现的目标都是“有序”。假如罚款成了公务人员创收的手段，而不是实现公共秩序的途径，这些禁令也势必早已被颠覆。所以，无论政府是大是小，最终决定公众态度的始终是政府的好坏。倘若国家对社会的干预成了保护某些利益集团的堡垒，而不是为扩大公共利益而服务，这种干预一定是最坏的干预。

作者：查雯

很多游客将新加坡戏称为罚款之都，这里罚金之高令人咋舌。但正得益于种种禁令，新加坡的清洁也让人惊叹。对于一个政府来说，颁布禁令并不难，但如何持之以恒地执行这些禁令，并将禁令的效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却是一个难题。增加执法者的人数，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做法。原因有二：其一，会增加监督成本。其二，执法者多了，那么又由谁来约束执法者？

新加坡采取的显然不是“人盯人”的做法，这里并没有很多执法者当街对乱扔垃圾的行人罚款，或者制止乘客在地铁里吃东西。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新加坡公共秩序的维护，仰仗于民众的自我控制。那么这种自我控制又是如何产生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提一下法国哲学家福柯，他从“全景敞式监狱”的建筑设计得到启示，对社会控制有过一番深入的探讨。简单来说，“全景敞式监狱”是一种圆形结构的监狱，囚室分布于圆周上，看守则在位于圆心位置的高耸的监视塔中。看守可以轻松地监视所有囚犯的活动，而囚犯却无法看到看守。这种设计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大大降低了监督成本。监督可能是断断续续的，但囚犯们却始终以为自己正在被监视。于是，他们便会注意自己的行为。“全景敞式”设计的力量就表现在它从不干预，却可以促成自我监控。

在课堂上，我经常会问学生，为什么新加坡人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为什么新加坡司机看到人行横道会主动停车？学生会坦率承认，自己真的害怕摄像头，害怕身着便服的执法人员，害怕被罚款，害怕上报纸。

当然，有些人可能将类似的监控看作是国家权力的过度扩张。而诸如“实名购买口香糖”之类的规定，很有可能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实际上，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比作看守对囚犯的看管，这个比喻本身就是对国家权力的挖苦。

那么另一个问题出来了，“更干净的街道和更多的个人自由，你会选择哪一个？”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遵守这些规定本就是公民精神的一部分，只有在你履行了这些义务之后，才能享有一个公民应该拥有的自由。

可以说，新加坡是一个“大政府而有序”的社会。这不符合一些人的审美，在他们看来，国家对社会如此细致入微的干预和控制是不应该的，更值得推崇的是“小政府而有序”的社会。但新加坡人却显得十分乐于接受这个大政府。为什么？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政府也好，社会也罢，最终要实现的目标都是“有序”。假如罚款成了公务人员创收的手段，而不是实现公共秩序的途径，这些禁令也势必早已被颠覆。所以，无论政府是大是小，最终决定公众态度的始终是政府的好坏。倘若国家对社会的干预成了保护某些利益集团的堡垒，而不是为扩大公共利益而服务，这种干预一定是最坏的干预。

（作者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学者，现任职于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请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源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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