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月23日出现第一个确诊病例到现在，新加坡面对“新冠病毒”疫情已有一个月。
这一个月来，大家看到了中国和新加坡两种似乎迥然不同的抗疫方式。中国是坚决封城，全民隔离，停工停课；新加坡是提高警惕，但尽可能照样生活，不封城、不停工、不停课。
有些网友看了新加坡的抗疫策略，一肚子火。有些直接叫出“就等你确诊病例月底破百”。
今早，我接受澳大利亚SBS电台的采访时，也听说许多当地华人对澳州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抗疫策略很疑惑，甚至很有意见。
上周，我应邀给《环球时报》英文版Global Times写了篇介绍新加坡抗疫策略的短文。我想，有必要用中文重新写一篇。
在继续写之前，我必须声明，自己并非公共政策专家，更非传染病专家。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分析新加坡的策略，而非对它的评价，更非对疫情的判断和预测。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即便在中国，疫情核心区和非核心区的应对方法也不完全一样；在中国，疫情、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与新加坡不一样，那么，两国的应对策略当然也会有差异。
虽然两国应对措施有差异，但世卫组织2月18日指出，中国和新加坡在应对疫情方面采取了都正确的策略，它说：“目前，在中国采取的策略与战术性做法是正确的……新加坡等其他地方的做法也是。”
（世卫组织在疫情期间举行了多次会议）
尽管病毒没有国籍之分，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应对疫情只有一套办法。更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抗疫必须因地制宜、因事制宜。
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中国和新加坡的抗疫策略，或许发现中国的抗疫策略是速战速决，而新加坡的更像是打持久战。
为什么？
一、中国打速决战
1月23日的一声令下，武汉封城。
随着武汉的封城，各地方也陆续推出各项措施限制人员流动，封城封路，封闭小区，停工停课。到了一月下旬、二月上旬，武汉、孝感、黄冈等地疫情持续爆发，失去控制，医疗资源挤兑，人民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甚至“灭门”案例时有发生。中国各地的情况我不需要多介绍了，大家都很清楚。
一个月下来，目前疫情蔓延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但“全国疫情发展拐点尚未到来，湖北省和武汉市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2月21日Z.G中Y会议）。
如果没有采取果断的速决战式的措施，现在不会是“得到初步遏制”这个局面。
（武汉网友林晨拍摄的封城后空荡荡的街道）
二、新加坡未雨绸缪
现在说说新加坡的情况。
就在武汉封城的同一天，1月23日，新加坡出现了第一个确诊病例。从公开资料看，新加坡对“新冠病毒”应该是做到未雨绸缪的。
早在1月2日，新加坡卫生部就向所有医疗机构和医生发出警报，要求他们提高警惕，随时注意、报告有无武汉输入的肺炎病人。
这是新加坡医疗体系结合公立医院、社区医院和家庭诊所联网并已实施多年的哨点检测（sentinel surveillance）计划，网络中的任何一个据点只要发现疑似病例，就马上发出警报，形成联动防御。
次日，1月3日，就在武汉卫健委仍通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时，新加坡机场启动了对来自武汉旅客的体温检测。
根据锺南山团队调查，只有43.8%病例在早期表现发热症状，住院后出现发热症状的占87.9%，虽然体温检测无法做到百分百排查，但不失为方法之一。
从1月4日开始，尽管尚未出现病例，新加坡卫生部频繁发出有关“新冠病毒”消息与提醒， 包括对学校、幼儿园、医院、老人院等场所的防疫准备要求。
（几乎每天卫生部都会发疫情文告） 卫生部的通报也会详细公布每一起疑似病例的具体情况。
一月上旬、中旬，新加坡的医疗体系已经紧锣密鼓进行准备，包括备好负压隔离病房、专用救护车，准备征用政府度假村和大学学生宿舍为隔离中心，对急症部门的发热病人进行预隔离，等等。 许多人当时全神关注武汉的疫情，没有留意新加坡已经开始着手准备。 然后，1月23日，新加坡的第一个确诊病例出现了。这是一个输入病例。 三、新加坡防控原生危害 第一个确诊病例的出现，标志着抗疫从备战进入战斗，从预防原生危害进入消除原生危害。 原生危害是什么？是疾病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与健康。消除原生危害从四个方面进行——边控，隔离，追查，治疗。 先说边控。边控是减少输入型病例的有效方法。新加坡1月23日出现第一起确诊病例之后，接下来几天连续出了五、六个病例，全都是输入型病例。 1月29日，新加坡暂停湖北籍游客入境或转机等防控措施。三天后，2月1日夜里，暂停来自中国大陆的短期访客入境，不论国籍。实施边控的首日，就有15名外国旅客被拒入境，其中中国公民5人。
1月27日，中国暂停旅游团队出境。世卫组织2月18日表示，中国采取的限制人员流动措施，在中国范围内延缓疫情传播两天至三天，在中国以外地区则延缓了两周至三周时间，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的防疫窗口期。新加坡也获益于此。
再说隔离。隔离分两大类，一类是重点人物的隔离，包括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和从疫情核心区（湖北）来到新加坡的旅客及本地居民，包括撤侨公民；另一类是近期从中国非湖北地区回到新加坡的居民和长期准证持有人，包括务工者、学生、家属等，给予14天缺席假。
对隔离和休缺席假的本地工作者，政府给他们的雇主提供每天100新币的补贴，减少雇主的损失，避免雇主违规指使员工离家上班。
对违反缺席假指示的，外籍员工被令24小时内被遣返回国，从此禁止在新加坡工作，违规的雇主则在两年内不得申请雇用外籍员工。
后来，对隔离的力度加大，把缺席假升级为居家通告，14天内不得出门半步，违者可以被判六个月监禁或罚款1万新币或两者兼施。
除了隔离重点人群，一个有效的方法当然是减少人群的聚集，降低传播的风险。 说起大型活动，人们一定会想起洛阳大伯公宫的“万民善信庆元宵”晚会。此“洛阳”非河南洛阳，而是新加坡一个地名的中文音译名。当时我对这个活动的进行十分反对，在社交网络上发声主张取消，并抄送了卫生部长颜金勇（Gan Kim Yong）。
但这场活动还是进行了，尽管出席的人比往年少了一半，只有5000多人。政府的说法是“政府无权取消这个活动，只有主办方有权取消”。
主办方的说法是，活动不取消，但遵守卫生部宣布的防控措施，在晚会上安排了20多名工作人员在入口处为公众和善信测体温，现场也准备多瓶消毒洗手液，并有救护车在场外待命，以随时应对紧急状况。
有些人对“政府无权取消活动“不解。有人从新加坡的社会情况作出解释，认为新加坡对宗教、种族等课题特别敏感，政府不会插手宗教团体的具体事务。这个说法自然不假，但只见其一，不见其二。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当时新加坡政府已经启动了疫情应对系统（DORSCON）并提升到橙色级别。
取消大型活动属于最高的红色级别的措施范围。 政府当然可以在保持橙色级别的情况下追加部分红色级别措施，例如边防控制。但是，这些措施只能是在绝对有必要的情况下提出，而不是随心所欲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有法必依，是法治的基本原则。 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人们的注意力都放在洛阳大伯公宫的一个活动上了，严重失焦。实际上，无论是大伯公宫元宵活动之前或之后，新加坡有许多活动都取消或延期了。
总理李显龙原本定于2月10日在总统府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春节招待会也延期了。
现在说追查。现在是疫情初发期，确诊病人少，可以尽力追查密切接触者并将之隔离。新加坡动用警察部队、武装部队、卫生部、人力部等部门，通过电话、实地调查等措施，确保尽力做好追踪工作。
根据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月14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新加坡的检测能力“接近完美的黄金水平”。这个研究报告比较新加坡和全球191个地区（不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对输入型病例的监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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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一个重要做法是给确诊病人免费治疗，不论国籍。这就能减少人们为了避免负担医疗费用而主观逃避治疗、逃避隔离、逃避追查。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原则。
为了加强基层医疗体系对可疑病例的检测，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到公共卫生防范诊所看医生，只需要付10新币的看诊费和医药费，年长者则仅需5新币看诊费，其余费用由政府补贴。
如果被当做疑似病例送进医院，但之后经过排查并未确诊，则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但政府也会做相应的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