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月23日出現第一個確診病例到現在，新加坡面對「新冠病毒」疫情已有一個月。
這一個月來，大家看到了中國和新加坡兩種似乎迥然不同的抗疫方式。中國是堅決封城，全民隔離，停工停課；新加坡是提高警惕，但儘可能照樣生活，不封城、不停工、不停課。
有些網友看了新加坡的抗疫策略，一肚子火。有些直接叫出「就等你確診病例月底破百」。
今早，我接受澳大利亞SBS電台的採訪時，也聽說許多當地華人對澳州與中國截然不同的抗疫策略很疑惑，甚至很有意見。
上周，我應邀給《環球時報》英文版Global Times寫了篇介紹新加坡抗疫策略的短文。我想，有必要用中文重新寫一篇。
在繼續寫之前，我必須聲明，自己並非公共政策專家，更非傳染病專家。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分析新加坡的策略，而非對它的評價，更非對疫情的判斷和預測。
還有一點十分重要，即便在中國，疫情核心區和非核心區的應對方法也不完全一樣；在中國，疫情、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都與新加坡不一樣，那麼，兩國的應對策略當然也會有差異。
雖然兩國應對措施有差異，但世衛組織2月18日指出，中國和新加坡在應對疫情方面採取了都正確的策略，它說：「目前，在中國採取的策略與戰術性做法是正確的……新加坡等其他地方的做法也是。」
（世衛組織在疫情期間舉行了多次會議）
儘管病毒沒有國籍之分，但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應對疫情只有一套辦法。更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抗疫必須因地制宜、因事制宜。
如果我們仔細比較中國和新加坡的抗疫策略，或許發現中國的抗疫策略是速戰速決，而新加坡的更像是打持久戰。
為什麼？
一、中國打速決戰
1月23日的一聲令下，武漢封城。
隨著武漢的封城，各地方也陸續推出各項措施限制人員流動，封城封路，封閉小區，停工停課。到了一月下旬、二月上旬，武漢、孝感、黃岡等地疫情持續爆發，失去控制，醫療資源擠兌，人民生命健康受到嚴重威脅，甚至「滅門」案例時有發生。中國各地的情況我不需要多介紹了，大家都很清楚。
一個月下來，目前疫情蔓延勢頭得到初步遏制，但「全國疫情發展拐點尚未到來，湖北省和武漢市防控形勢依然嚴峻複雜」（2月21日Z.G中Y會議）。
如果沒有採取果斷的速決戰式的措施，現在不會是「得到初步遏制」這個局面。
（武漢網友林晨拍攝的封城後空蕩蕩的街道）
二、新加坡未雨綢繆
現在說說新加坡的情況。
就在武漢封城的同一天，1月23日，新加坡出現了第一個確診病例。從公開資料看，新加坡對「新冠病毒」應該是做到未雨綢繆的。
早在1月2日，新加坡衛生部就向所有醫療機構和醫生髮出警報，要求他們提高警惕，隨時注意、報告有無武漢輸入的肺炎病人。
這是新加坡醫療體系結合公立醫院、社區醫院和家庭診所聯網並已實施多年的哨點檢測（sentinel surveillance）計劃，網絡中的任何一個據點只要發現疑似病例，就馬上發出警報，形成聯動防禦。
次日，1月3日，就在武漢衛健委仍通報「未發現明顯人傳人證據」時，新加坡機場啟動了對來自武漢旅客的體溫檢測。
根據鍾南山團隊調查，只有43.8%病例在早期表現發熱症狀，住院後出現發熱症狀的占87.9%，雖然體溫檢測無法做到百分百排查，但不失為方法之一。
從1月4日開始，儘管尚未出現病例，新加坡衛生部頻繁發出有關「新冠病毒」消息與提醒， 包括對學校、幼兒園、醫院、老人院等場所的防疫準備要求。
（幾乎每天衛生部都會發疫情文告） 衛生部的通報也會詳細公布每一起疑似病例的具體情況。
一月上旬、中旬，新加坡的醫療體系已經緊鑼密鼓進行準備，包括備好負壓隔離病房、專用救護車，準備徵用政府度假村和大學學生宿舍為隔離中心，對急症部門的發熱病人進行預隔離，等等。 許多人當時全神關注武漢的疫情，沒有留意新加坡已經開始著手準備。 然後，1月23日，新加坡的第一個確診病例出現了。這是一個輸入病例。 三、新加坡防控原生危害 第一個確診病例的出現，標誌著抗疫從備戰進入戰鬥，從預防原生危害進入消除原生危害。 原生危害是什麼？是疾病直接威脅人們的生命與健康。消除原生危害從四個方面進行——邊控，隔離，追查，治療。 先說邊控。邊控是減少輸入型病例的有效方法。新加坡1月23日出現第一起確診病例之後，接下來幾天連續出了五、六個病例，全都是輸入型病例。 1月29日，新加坡暫停湖北籍遊客入境或轉機等防控措施。三天後，2月1日夜裡，暫停來自中國大陸的短期訪客入境，不論國籍。實施邊控的首日，就有15名外國旅客被拒入境，其中中國公民5人。
1月27日，中國暫停旅遊團隊出境。世衛組織2月18日表示，中國採取的限制人員流動措施，在中國範圍內延緩疫情傳播兩天至三天，在中國以外地區則延緩了兩周至三周時間，為世界提供了寶貴的防疫窗口期。新加坡也獲益於此。
再說隔離。隔離分兩大類，一類是重點人物的隔離，包括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和從疫情核心區（湖北）來到新加坡的旅客及本地居民，包括撤僑公民；另一類是近期從中國非湖北地區回到新加坡的居民和長期准證持有人，包括務工者、學生、家屬等，給予14天缺席假。
對隔離和休缺席假的本地工作者，政府給他們的僱主提供每天100新幣的補貼，減少僱主的損失，避免僱主違規指使員工離家上班。
對違反缺席假指示的，外籍員工被令24小時內被遣返回國，從此禁止在新加坡工作，違規的僱主則在兩年內不得申請雇用外籍員工。
後來，對隔離的力度加大，把缺席假升級為居家通告，14天內不得出門半步，違者可以被判六個月監禁或罰款1萬新幣或兩者兼施。
除了隔離重點人群，一個有效的方法當然是減少人群的聚集，降低傳播的風險。 說起大型活動，人們一定會想起洛陽大伯公宮的「萬民善信慶元宵」晚會。此「洛陽」非河南洛陽，而是新加坡一個地名的中文音譯名。當時我對這個活動的進行十分反對，在社交網絡上發聲主張取消，並抄送了衛生部長顏金勇（Gan Kim Yong）。
但這場活動還是進行了，儘管出席的人比往年少了一半，只有5000多人。政府的說法是「政府無權取消這個活動，只有主辦方有權取消」。
主辦方的說法是，活動不取消，但遵守衛生部宣布的防控措施，在晚會上安排了20多名工作人員在入口處為公眾和善信測體溫，現場也準備多瓶消毒洗手液，並有救護車在場外待命，以隨時應對緊急狀況。
有些人對「政府無權取消活動「不解。有人從新加坡的社會情況作出解釋，認為新加坡對宗教、種族等課題特別敏感，政府不會插手宗教團體的具體事務。這個說法自然不假，但只見其一，不見其二。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當時新加坡政府已經啟動了疫情應對系統（DORSCON）並提升到橙色級別。
取消大型活動屬於最高的紅色級別的措施範圍。 政府當然可以在保持橙色級別的情況下追加部分紅色級別措施，例如邊防控制。但是，這些措施只能是在絕對有必要的情況下提出，而不是隨心所欲想到哪裡就做到哪裡。有法必依，是法治的基本原則。 有一點非常重要的是，人們的注意力都放在洛陽大伯公宮的一個活動上了，嚴重失焦。實際上，無論是大伯公宮元宵活動之前或之後，新加坡有許多活動都取消或延期了。
總理李顯龍原本定於2月10日在總統府舉辦的一年一度的春節招待會也延期了。
現在說追查。現在是疫情初發期，確診病人少，可以盡力追查密切接觸者並將之隔離。新加坡動用警察部隊、武裝部隊、衛生部、人力部等部門，通過電話、實地調查等措施，確保盡力做好追蹤工作。
根據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2月14日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稱，新加坡的檢測能力「接近完美的黃金水平」。這個研究報告比較新加坡和全球191個地區（不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澳門）對輸入型病例的監測效率。
（點擊圖片了解詳情）
新加坡的一個重要做法是給確診病人免費治療，不論國籍。這就能減少人們為了避免負擔醫療費用而主觀逃避治療、逃避隔離、逃避追查。這是國際上通行的原則。
為了加強基層醫療體系對可疑病例的檢測，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到公共衛生防範診所看醫生，只需要付10新幣的看診費和醫藥費，年長者則僅需5新幣看診費，其餘費用由政府補貼。
如果被當做疑似病例送進醫院，但之後經過排查並未確診，則需要支付一定的費用，但政府也會做相應的補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