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1923年-2015年），新加坡华人，祖籍广东梅州，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建国总理，被誉为“新加坡国父”。
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在新加坡病逝，享年91岁。
李光耀出生于1923年9月，1959年至1990年担任新加坡总理，此后留任国务资政和内阁资政至2011年5月。在他的治理下，新加坡人均GDP从1965年的517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1.19万美元，2023年达到8.47万美元。
毋庸置疑，李光耀改变了新加坡，创造了一个城市国家的发展奇迹。如果仔细分析新加坡的崛起，你会发现李光耀通过解决住房和腐败问题，把新加坡人的个人富裕和国家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而这正是新加坡奇迹的根基。
除了内政，李光耀还在外交上卓有建树，他以非凡的政治眼光周旋在中美之间，使得新加坡发挥出远超国土面积的国际影响力。
获中信出版集团授权，今天分享基辛格遗作《论领导力》中关于李光耀的部分片段，这些描述并非常见的学者对政客的“盖棺定论”，更像是同行之间、朋友之间的评价和追忆，因此也更为珍贵，更加值得一读。
建立新国家
李光耀在英国读书时，新加坡正深受战后乱局之苦。时至1947年春，食品仍然靠配给，肺结核病猖狂肆虐。马来亚共产党和工会盟友联合起来组织罢工，令经济雪上加霜。
1950年8月李光耀回到新加坡时，两个重大问题仍痼疾难解，一个是住房，一个是腐败。只有三分之一的新加坡人有足够的住房，房屋建筑跟不上需求。店铺关门后，店员常常在店里席地而睡。腐败在英国统治时期已经相当猖獗，战时更是变本加厉。通货膨胀侵蚀了公务员的购买力，加大了收受贿赂的诱惑力。
李光耀回来后打算做执业律师，但很快就投入了新加坡的政治。他的才能立即产生了回报。1954年，31岁的他创立了人民行动党。5年内，李光耀以无比充沛的精力带领该党一跃成为新加坡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力量。
新加坡马来亚大学的莱佛士历史学教授西里尔·诺斯古德·帕金森说，李光耀那些年的政治站位“极为左倾，离共产主义只差一点点，言辞比行动更左”。人民行动党大力倡导社会民主理念，着重指出殖民当局未能为人民提供像样的公共服务和廉洁高效的政府。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不打领带，只穿白色短袖衬衫，这既是适合新加坡热带气候的合理着装，也象征着他们诚实治理的承诺。
1965年李光耀在街上公开演讲 1959年5月，伦敦准许新加坡在除外交政策和防务以外的所有问题上实行自治。当月，人民行动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李光耀被任命为总理。他在这个位子上坐了30多年，直到1990年11月离任。
新加坡实现自治后，短短几年内经历了3种不同的宪政安排：1959—1963年是英国政府的直辖殖民地，1963—1965年是名为马来西亚的新邦联的一部分，1965年后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现代新加坡国家的基础就是在殖民统治的尾声时期打下的。李光耀组建的内阁人才济济，包括经济学家吴庆瑞（他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和记者S.拉惹勒南（他被任命为文化部长）。这批人制订了改善新加坡社会条件的各项计划。
新成立的建屋发展局很快开始建筑大批高层住宅，以便让所有新加坡人都能获得基本上同样类型的、负担得起的住房。居民有权以确定价格从建屋发展局那里购买公寓。李光耀任命称职能干、充满活力的商人林金山做建屋发展局主席。在林金山的领导下，建屋发展局3年内建造的房屋比英国人在此前32年中建的都多。慢慢地，新加坡发展成为人人拥有住房的完全城市化社会，使得每个家庭都因为拥有财产而与新加坡的未来息息相关。
正如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指出的那样，将个人富裕与国家福祉紧密相连“确保了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新加坡对住宅区实施的种族和收入配额制先是限制了种族隔离的现象，后来更是将其逐步消灭。来自不同族裔和宗教背景的新加坡人通过共同生活和工作，开始发展出国家意识。
李光耀根除腐败同样雷厉风行。他的政府上任不到一年，就通过了《预防腐败法》。该法严惩各级政府的腐败行为，对受贿嫌疑人用正当程序加以限制。在李光耀领导下，腐败遭到了迅疾无情的镇压。李光耀还将一切外国投资置于严格审查之下，政府对投资的尽职调查一丝不苟，有的时候李光耀甚至亲自出马。新加坡严格执行法律，提升了新加坡作为诚实、安全的营商之地的名声。
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李光耀用惩罚失职而不是加薪来鼓励公务员尽心履职。事实上，他的政府起初大幅缩减了公务员队伍。到1984年，新加坡比较富足了，李光耀才采取了他的著名政策，把公务员薪资固定在可比的私营部门薪酬80%的水平。结果，新加坡政府官员成了世界上薪酬最高的一批人。一位著名新加坡学者指出，反腐成功依然是“（人民行动党）统治的道德基础”。
在新加坡，腐败不仅被视为个人道德的缺失，而且是对强调才能卓越、正大光明和高尚行为的社会道德的违背。新加坡经常被列为世界上腐败最少的国家之一，这是李光耀为他的国家确定的目标。后来他说：“你需要品质高尚、头脑清楚、信念坚定的人，否则新加坡维持不下去。”
由于减少了腐败，政府得以投资实施相关计划来大幅改善新加坡人的生活，并提供建立在机会平等基础上的公平竞争环境。
1960—1963年，新加坡的教育开支增加了近17倍，学生人数增加了50%。人民行动党掌权的最初9年，李光耀把新加坡近三分之一的预算用在了教育上，这与邻国相比是个惊人的比例，事实上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都很惊人。 注重生活质量成为新加坡的标志性特点。新加坡从1960年开展防治结核病的X光检查运动开始，一直将公共卫生作为重中之重。如乔治·舒尔茨和维达尔·约尔根森所说：“这个城市国家在医疗保健上仅用了GDP的5%，取得的效果却比把18%的GDP用于医疗的美国好得多。新加坡的人均预期寿命是85.2岁，美国却只有78.7岁。” 一代人的时间里，新加坡脱胎换骨，从一个疾病肆虐的贫民窟变为一个第一世界的大都市。与此同时，政府担负的成本分额稳步下降。
李光耀为协调这场治理革命，建起了一张他所谓的“准政治机构”网作为国家和公民之间的联系纽带。社区中心、公民协商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后来的市政理事会为公民提供娱乐，解决小纠纷，提供托幼之类的服务，并传播关于政府政策的信息。人民行动党在这些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模糊了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界线。例如，李光耀建立了近400所幼儿园，里面的工作人员全是人民行动党党员。
人民行动党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和开展李光耀所谓的巧妙政治“拼杀”，在1959年选举后逐渐站稳脚跟，在1963年大选前后进一步筑牢了根基。到1968年，李光耀基本上完全击败了其他竞争者。反对党抵制选举，结果人民行动党赢得了近87%的选票和所有58个立法席位。在那之后，人民行动党基本上无可挑战。它长盛不衰的一个原因是新加坡从英国那里继承的“领先者当选”的选举制度，这个制度对于少数票不予考虑。另一个原因是，李光耀利用法律制度来孤立他的政治对手，限制不友好的媒体。他把自己与反对派的斗争描述为“一场没有规则限制的徒手格斗，赢者通吃”。
李光耀对公共秩序极为重视。他刚掌权时，反主流文化和道德的普遍放松尚未在西方兴起，但李光耀后来认为这种现象是自由失控的表现。“在我看来，这整套制度中的有些东西完全不可接受。”他在1994年对法里德·扎卡里亚这样说。
扩大个人任意采取行动或破坏规矩的权利是对有序社会的损害。在东方，主要目的是建立秩序井然的社会，使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享受自由。这个自由只能存在于有序状态中，在争吵和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中是没有的。
新加坡刚建国时，李光耀觉得一个城市国家无法自立。因此，他下大力气与马来亚建立联邦，希望藉以保障新加坡即将从英国那里获得的独立。李光耀相信，“地理、经济和亲情”构成了两地自然统一的基础，于1962年9月匆忙举行了关于和马来亚合并的公投。为了动员新加坡民众，他短短一个月内做了36次电台讲话，使用12份讲稿，每份讲稿录3遍音，一遍用普通话，一遍用马来语，一遍用英语。他的演讲才能赢得了民众的压倒性支持，使得他的计划在公投中顺利过关。一年后的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和马来亚合并为马来西亚联邦，这一天也是李光耀的40岁生日。
这个联合立即遭到了内外夹击。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看到马来西亚潜力的增大，垂涎三尺，梦想把所有马来族人统一为一个国家，于是发动了“马印对抗”。这是一场没有正式宣战的战争，采用丛林战和恐怖袭击手法，双方死亡人数都高达数百。对新加坡来说，这场冲突最激烈的表现是印度尼西亚海军陆战队1965年3月10日用炸弹袭击东南亚第一座有空调的办公楼“麦唐纳大厦”，爆炸造成3人死亡，30多人受伤。
在马来西亚内部，尽管人民行动党努力降低新加坡的族群紧张，还推动马来语成为国家语言，可许多马来政客仍然不信任李光耀。他们害怕李光耀活力四射的个性和明显可见的政治天赋会令他们黯然失色，导致华人在新联邦中占据主导地位。
反对李光耀的马来领导人在新加坡挑动族裔暴乱。第一次暴乱发生在1964年7月。当年9月暴乱重起，共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表面上看，引发暴乱的原因是建筑公共住房导致马来人的村庄被毁，但显然民族沙文主义者也趁机闹事作乱。
结果，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合并不到两年，就因为激烈党争和族裔关系紧张而分道扬镳。新加坡1965年8月的独立不是本地解放斗争的结果，而是因为马来西亚粗暴地决定和这个小小的南方邻居分家。
新加坡被逐出联邦，孤立无援。这个结局李光耀没有料到，也非他所愿。他宣布与马来西亚的合并失败时，几乎落泪：“我们每次回顾这个时刻……都将备感痛苦。”李光耀在记者会上说这些话时，一反常态地难以保持镇定，因为他面临的巨大任务几乎令他不知所措。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由于这次分家，新加坡成了“一个没有身体的心脏”。“我们是一片马来海洋中的华人之岛，”他又写道，“我们怎么能够在如此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对这个人生低谷的记忆使李光耀在后来的一生中坚信，他的国家必须保持卓越，因为它永远在生存与灾难之间走钢丝。
李光耀与中国
1978年11月，李光耀欢迎了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到访。那次访问标志着当代新中关系的开端。李光耀为显示对这次访问的重视，特意安排在这位喜欢吸烟的中国领导人面前摆上一个烟灰缸和一个痰盂，尽管新加坡法律禁止吸烟（李光耀自己对烟雾严重过敏）。
邓小平此行是想动员东南亚国家反对苏联和统一后的越南。李光耀的首要关注却是缓解中国对新加坡政策的专横倾向。他对邓小平解释说，中国的电台广播意图煽动东南亚华侨，造成他们思想的极端化，这使他很难与北京合作。他要求邓小平停止宣传活动。没出两年，这样的活动就逐渐停止了。多年后，李光耀把邓小平列为他最钦佩的3位世界领导人之一（其他两位是夏尔·戴高乐和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看来，邓小平“是一位伟人，因为他把中国从一个羸弱不堪、本来可能会像苏联一样崩塌的国家，变成了今天阔步走向全球最大经济体地位的国家”。
邓小平与李光耀 据为邓小平作传的著名汉学家傅高义所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对该推行何种经济政策尚未拿定主意，但那次访问“使邓小平坚定了开展根本性改革的信念”。访新归来第二个月，邓小平就宣布了开放政策，在中国沿海设立“经济特区”欢迎外国直接投资。傅高义说，“邓小平觉得，井然有序的新加坡是改革的好榜样”，于是派人去那里“学习城市规划、公共管理和控制腐败”。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李光耀尚未完全承认中国就开始每年访华，去观察中国的城市发展和农业改革，并与中国高官建立关系。他向当时的中国总理提出，为经济增长而推行开放不一定要放弃“儒家价值观”。后来，这位总理借用邓小平“摸著石头过河”那句名言，说李光耀“为我们缩短了过河的时间”。
李光耀提供的建议清楚地反映在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中。苏州是上海附近的一座古城，以众多美丽的中国传统园林著称。新加坡工业园在1994年开园，是为了将新加坡的管理方法与当地劳动力相结合，藉以加速工业化，吸引外资来华。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公司和GIC（过去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成了在华主要投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