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1923年-2015年），新加坡華人，祖籍廣東梅州，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創始人之一，建國總理，被譽為「新加坡國父」。
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在新加坡病逝，享年91歲。
李光耀出生於1923年9月，1959年至1990年擔任新加坡總理，此後留任國務資政和內閣資政至2011年5月。在他的治理下，新加坡人均GDP從1965年的517美元，增長到1990年的1.19萬美元，2023年達到8.47萬美元。
毋庸置疑，李光耀改變了新加坡，創造了一個城市國家的發展奇蹟。如果仔細分析新加坡的崛起，你會發現李光耀通過解決住房和腐敗問題，把新加坡人的個人富裕和國家命運緊緊結合在一起，而這正是新加坡奇蹟的根基。
除了內政，李光耀還在外交上卓有建樹，他以非凡的政治眼光周旋在中美之間，使得新加坡發揮出遠超國土面積的國際影響力。
獲中信出版集團授權，今天分享基辛格遺作《論領導力》中關於李光耀的部分片段，這些描述並非常見的學者對政客的「蓋棺定論」，更像是同行之間、朋友之間的評價和追憶，因此也更為珍貴，更加值得一讀。
建立新國家
李光耀在英國讀書時，新加坡正深受戰後亂局之苦。時至1947年春，食品仍然靠配給，肺結核病猖狂肆虐。馬來亞共產黨和工會盟友聯合起來組織罷工，令經濟雪上加霜。
1950年8月李光耀回到新加坡時，兩個重大問題仍痼疾難解，一個是住房，一個是腐敗。只有三分之一的新加坡人有足夠的住房，房屋建築跟不上需求。店鋪關門後，店員常常在店裡席地而睡。腐敗在英國統治時期已經相當猖獗，戰時更是變本加厲。通貨膨脹侵蝕了公務員的購買力，加大了收受賄賂的誘惑力。
李光耀回來後打算做執業律師，但很快就投入了新加坡的政治。他的才能立即產生了回報。1954年，31歲的他創立了人民行動黨。5年內，李光耀以無比充沛的精力帶領該黨一躍成為新加坡政治舞台上的主導力量。
新加坡馬來亞大學的萊佛士歷史學教授西里爾·諾斯古德·帕金森說，李光耀那些年的政治站位「極為左傾，離共產主義只差一點點，言辭比行動更左」。人民行動黨大力倡導社會民主理念，著重指出殖民當局未能為人民提供像樣的公共服務和廉潔高效的政府。人民行動黨的候選人在競選活動中不打領帶，只穿白色短袖襯衫，這既是適合新加坡熱帶氣候的合理著裝，也象徵著他們誠實治理的承諾。
1965年李光耀在街上公開演講 1959年5月，倫敦准許新加坡在除外交政策和防務以外的所有問題上實行自治。當月，人民行動黨在議會選舉中贏得多數，李光耀被任命為總理。他在這個位子上坐了30多年，直到1990年11月離任。
新加坡實現自治後，短短几年內經歷了3種不同的憲政安排：1959—1963年是英國政府的直轄殖民地，1963—1965年是名為馬來西亞的新邦聯的一部分，1965年後成為獨立的主權國家。現代新加坡國家的基礎就是在殖民統治的尾聲時期打下的。李光耀組建的內閣人才濟濟，包括經濟學家吳慶瑞（他被任命為財政部長）和記者S.拉惹勒南（他被任命為文化部長）。這批人制訂了改善新加坡社會條件的各項計劃。
新成立的建屋發展局很快開始建築大批高層住宅，以便讓所有新加坡人都能獲得基本上同樣類型的、負擔得起的住房。居民有權以確定價格從建屋發展局那裡購買公寓。李光耀任命稱職能幹、充滿活力的商人林金山做建屋發展局主席。在林金山的領導下，建屋發展局3年內建造的房屋比英國人在此前32年中建的都多。慢慢地，新加坡發展成為人人擁有住房的完全城市化社會，使得每個家庭都因為擁有財產而與新加坡的未來息息相關。
正如李光耀在回憶錄中指出的那樣，將個人富裕與國家福祉緊密相連「確保了政治穩定」，而政治穩定反過來又促進了經濟增長。同時，新加坡對住宅區實施的種族和收入配額制先是限制了種族隔離的現象，後來更是將其逐步消滅。來自不同族裔和宗教背景的新加坡人通過共同生活和工作，開始發展出國家意識。
李光耀根除腐敗同樣雷厲風行。他的政府上任不到一年，就通過了《預防腐敗法》。該法嚴懲各級政府的腐敗行為，對受賄嫌疑人用正當程序加以限制。在李光耀領導下，腐敗遭到了迅疾無情的鎮壓。李光耀還將一切外國投資置於嚴格審查之下，政府對投資的盡職調查一絲不苟，有的時候李光耀甚至親自出馬。新加坡嚴格執行法律，提升了新加坡作為誠實、安全的營商之地的名聲。
為實現自己的目標，李光耀用懲罰失職而不是加薪來鼓勵公務員盡心履職。事實上，他的政府起初大幅縮減了公務員隊伍。到1984年，新加坡比較富足了，李光耀才採取了他的著名政策，把公務員薪資固定在可比的私營部門薪酬80%的水平。結果，新加坡政府官員成了世界上薪酬最高的一批人。一位著名新加坡學者指出，反腐成功依然是「（人民行動黨）統治的道德基礎」。
在新加坡，腐敗不僅被視為個人道德的缺失，而且是對強調才能卓越、正大光明和高尚行為的社會道德的違背。新加坡經常被列為世界上腐敗最少的國家之一，這是李光耀為他的國家確定的目標。後來他說：「你需要品質高尚、頭腦清楚、信念堅定的人，否則新加坡維持不下去。」
由於減少了腐敗，政府得以投資實施相關計劃來大幅改善新加坡人的生活，並提供建立在機會平等基礎上的公平競爭環境。
1960—1963年，新加坡的教育開支增加了近17倍，學生人數增加了50%。人民行動黨掌權的最初9年，李光耀把新加坡近三分之一的預算用在了教育上，這與鄰國相比是個驚人的比例，事實上與世界上任何國家相比都很驚人。 注重生活質量成為新加坡的標誌性特點。新加坡從1960年開展防治結核病的X光檢查運動開始，一直將公共衛生作為重中之重。如喬治·舒爾茨和維達爾·約爾根森所說：「這個城市國家在醫療保健上僅用了GDP的5%，取得的效果卻比把18%的GDP用於醫療的美國好得多。新加坡的人均預期壽命是85.2歲，美國卻只有78.7歲。」 一代人的時間裡，新加坡脫胎換骨，從一個疾病肆虐的貧民窟變為一個第一世界的大都市。與此同時，政府擔負的成本分額穩步下降。
李光耀為協調這場治理革命，建起了一張他所謂的「准政治機構」網作為國家和公民之間的聯繫紐帶。社區中心、公民協商委員會、居民委員會和後來的市政理事會為公民提供娛樂，解決小糾紛，提供托幼之類的服務，並傳播關於政府政策的信息。人民行動黨在這些機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模糊了黨、國家和人民之間的界線。例如，李光耀建立了近400所幼兒園，裡面的工作人員全是人民行動黨黨員。
人民行動黨通過提供公共服務和開展李光耀所謂的巧妙政治「拼殺」，在1959年選舉後逐漸站穩腳跟，在1963年大選前後進一步築牢了根基。到1968年，李光耀基本上完全擊敗了其他競爭者。反對黨抵制選舉，結果人民行動黨贏得了近87%的選票和所有58個立法席位。在那之後，人民行動黨基本上無可挑戰。它長盛不衰的一個原因是新加坡從英國那裡繼承的「領先者當選」的選舉制度，這個制度對於少數票不予考慮。另一個原因是，李光耀利用法律制度來孤立他的政治對手，限制不友好的媒體。他把自己與反對派的鬥爭描述為「一場沒有規則限制的徒手格鬥，贏者通吃」。
李光耀對公共秩序極為重視。他剛掌權時，反主流文化和道德的普遍放鬆尚未在西方興起，但李光耀後來認為這種現象是自由失控的表現。「在我看來，這整套制度中的有些東西完全不可接受。」他在1994年對法里德·扎卡里亞這樣說。
擴大個人任意採取行動或破壞規矩的權利是對有序社會的損害。在東方，主要目的是建立秩序井然的社會，使每個人都能最大限度地享受自由。這個自由只能存在於有序狀態中，在爭吵和無政府的自然狀態中是沒有的。
新加坡剛建國時，李光耀覺得一個城市國家無法自立。因此，他下大力氣與馬來亞建立聯邦，希望藉以保障新加坡即將從英國那裡獲得的獨立。李光耀相信，「地理、經濟和親情」構成了兩地自然統一的基礎，於1962年9月匆忙舉行了關於和馬來亞合併的公投。為了動員新加坡民眾，他短短一個月內做了36次電台講話，使用12份講稿，每份講稿錄3遍音，一遍用普通話，一遍用馬來語，一遍用英語。他的演講才能贏得了民眾的壓倒性支持，使得他的計劃在公投中順利過關。一年後的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和馬來亞合併為馬來西亞聯邦，這一天也是李光耀的40歲生日。
這個聯合立即遭到了內外夾擊。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看到馬來西亞潛力的增大，垂涎三尺，夢想把所有馬來族人統一為一個國家，於是發動了「馬印對抗」。這是一場沒有正式宣戰的戰爭，採用叢林戰和恐怖襲擊手法，雙方死亡人數都高達數百。對新加坡來說，這場衝突最激烈的表現是印度尼西亞海軍陸戰隊1965年3月10日用炸彈襲擊東南亞第一座有空調的辦公樓「麥唐納大廈」，爆炸造成3人死亡，30多人受傷。
在馬來西亞內部，儘管人民行動黨努力降低新加坡的族群緊張，還推動馬來語成為國家語言，可許多馬來政客仍然不信任李光耀。他們害怕李光耀活力四射的個性和明顯可見的政治天賦會令他們黯然失色，導致華人在新聯邦中占據主導地位。
反對李光耀的馬來領導人在新加坡挑動族裔暴亂。第一次暴亂發生在1964年7月。當年9月暴亂重起，共造成數十人死亡，數百人受傷。表面上看，引發暴亂的原因是建築公共住房導致馬來人的村莊被毀，但顯然民族沙文主義者也趁機鬧事作亂。
結果，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合併不到兩年，就因為激烈黨爭和族裔關係緊張而分道揚鑣。新加坡1965年8月的獨立不是本地解放鬥爭的結果，而是因為馬來西亞粗暴地決定和這個小小的南方鄰居分家。
新加坡被逐出聯邦，孤立無援。這個結局李光耀沒有料到，也非他所願。他宣布與馬來西亞的合併失敗時，幾乎落淚：「我們每次回顧這個時刻……都將備感痛苦。」李光耀在記者會上說這些話時，一反常態地難以保持鎮定，因為他面臨的巨大任務幾乎令他不知所措。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由於這次分家，新加坡成了「一個沒有身體的心臟」。「我們是一片馬來海洋中的華人之島，」他又寫道，「我們怎麼能夠在如此充滿敵意的環境中生存下來？」 對這個人生低谷的記憶使李光耀在後來的一生中堅信，他的國家必須保持卓越，因為它永遠在生存與災難之間走鋼絲。
李光耀與中國
1978年11月，李光耀歡迎了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到訪。那次訪問標誌著當代新中關係的開端。李光耀為顯示對這次訪問的重視，特意安排在這位喜歡吸菸的中國領導人面前擺上一個菸灰缸和一個痰盂，儘管新加坡法律禁止吸菸（李光耀自己對煙霧嚴重過敏）。
鄧小平此行是想動員東南亞國家反對蘇聯和統一後的越南。李光耀的首要關注卻是緩解中國對新加坡政策的專橫傾向。他對鄧小平解釋說，中國的電台廣播意圖煽動東南亞華僑，造成他們思想的極端化，這使他很難與北京合作。他要求鄧小平停止宣傳活動。沒出兩年，這樣的活動就逐漸停止了。多年後，李光耀把鄧小平列為他最欽佩的3位世界領導人之一（其他兩位是夏爾·戴高樂和溫斯頓·邱吉爾）。在他看來，鄧小平「是一位偉人，因為他把中國從一個羸弱不堪、本來可能會像蘇聯一樣崩塌的國家，變成了今天闊步走向全球最大經濟體地位的國家」。
鄧小平與李光耀 據為鄧小平作傳的著名漢學家傅高義所說，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時，對該推行何種經濟政策尚未拿定主意，但那次訪問「使鄧小平堅定了開展根本性改革的信念」。訪新歸來第二個月，鄧小平就宣布了開放政策，在中國沿海設立「經濟特區」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傅高義說，「鄧小平覺得，井然有序的新加坡是改革的好榜樣」，於是派人去那裡「學習城市規劃、公共管理和控制腐敗」。
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李光耀尚未完全承認中國就開始每年訪華，去觀察中國的城市發展和農業改革，並與中國高官建立關係。他向當時的中國總理提出，為經濟增長而推行開放不一定要放棄「儒家價值觀」。後來，這位總理借用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那句名言，說李光耀「為我們縮短了過河的時間」。
李光耀提供的建議清楚地反映在蘇州的新加坡工業園中。蘇州是上海附近的一座古城，以眾多美麗的中國傳統園林著稱。新加坡工業園在1994年開園，是為了將新加坡的管理方法與當地勞動力相結合，藉以加速工業化，吸引外資來華。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淡馬錫公司和GIC（過去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成了在華主要投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