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希望中國經濟發展，政治穩定。他深信，中國若發生政治內爆，將給全世界帶來可怕的風險，其中的各種危險在蘇聯解體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李光耀後來對比中蘇兩個案例時說：
鄧小平是中國唯一在政治上有權威，也有力量扭轉毛澤東政策的領導人……
鄧小平經歷過革命，戈巴契夫和鄧小平不同，他僅僅在書本上讀到過革命，沒有看出蘇聯即將崩潰的危險信號。
中國的經濟改革在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後再次啟動。在那次長達一個月的影響深遠的重要旅行中，名義上已經退休的87歲的鄧小平走了好幾個南方城市，令人信服地重申了堅持改革開放的重要性。
周旋於中美之間
對美國來說，李光耀關於中國的評論令它清醒，其最深層的意思聽之逆耳，即：美國在西太平洋，也許在更大的世界中，將不得不與一個新興超級大國分享卓越地位。「它只能與一個更強大的中國共處」，李光耀在2011年說，而這「對美國是全新的感受，因為以前從未有過哪個國家大到足以對美國的地位構成挑戰，而中國在20~30年後就能做到。」
李光耀警告說，這樣的形勢對堅信美國例外主義的美國社會來說將是痛苦的。但是，美國的繁榮本身就源於例外因素：「地緣政治的好運、豐富的資源和大批移民帶來的活力、來自歐洲的大量資本和技術，以及把美國與世界衝突遠遠隔開的兩個大洋。」在今後的世界裡，隨著中國成為擁有尖端技術的可畏的軍事強國，地理不再是美國的屏障。
李光耀預見到，將要到來的變化會對現有國際平衡構成挑戰，使夾在中間的國家難以自處。坦尚尼亞前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告誡李光耀說：「大象打架，小草遭殃。」我們前面看到，李光耀也喜歡用大象打比方，他回答尼雷爾說：「大象做愛，小草也遭殃。」
他相信，兩個超級大國之間若能保持友好而冷靜的關係，那將最有利於新加坡的穩定與增長。但是，李光耀在與華盛頓和北京的互動中，表現得不像新加坡國家利益的鼓吹者，而更像是那兩個可怕巨人的哲學導師。
與中國領導人會談時，李光耀一般會從切合中國苦難歷史的角度組織論點，言談間帶著他在其他場合鮮少表露的感情。2009年，他對新一代中國領導人提出了告誡，這些人沒有經歷過他們的前輩遭遇的貧困和災難，對自己國家在世界上所處的地位深感不滿：
這（老的）一代有著慘痛的經歷，經歷過「大躍進」，挨過餓，幾乎餓死，差點兒與蘇聯人發生衝突……還有「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我毫不懷疑這一代人希望和平崛起。但是他們的孫輩呢？他們認為他們已經強大了。如果他們開始展示肌肉，我們會看到一個非常不同的中國……孫子從來不聽爺爺的話。
另一個問題更加關鍵：如果你一開始就認定世界一直虧待你，認為世界剝削了你，帝國主義者摧毀了你，搶劫了北京，對你做了這麼多壞事……這樣是不行的……你已經回不到中國曾是世界唯一強國的往昔了……現在，你只是許多強國中的一個，而很多其他強國比你更善於發明創造，更頑強堅韌。
反過來，李光耀也勸美國不要「從一開始就把中國當作敵人」，除非它「發展出要在亞太地區推翻美國的戰略」。他警告說，事實上，中國人可能已經在設想這樣的場景了，但難以避免的「兩國西太平洋最高地位之爭……並不必然會導致衝突」。因此，李光耀建議華盛頓讓北京融入國際社會，並接受「中國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強大國家」，「在董事會會議室中有一席之地」。美國不應讓中國人將它視為敵人，而應「承認（中國）為大國，為它重獲尊敬、重拾昔日輝煌而喝彩，並建議具體的合作方式」。
李光耀認為尼克森政府實施的就是這種方針，稱尼克森總統為「務實的戰略家」。在未來的世界裡，美國應採取「對華接觸，而不是遏制中國」的姿態，不過在這樣做的同時「也要悄悄地做好後手準備，以防中國不像地球好公民一樣遵守規則」。這樣，萬一本地區國家感到不得不「選邊站，那麼棋盤上美國一邊應該包括日本、韓國、東協、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和俄羅斯聯邦」。
李光耀在太平洋兩岸闡述觀點時我都在場。與他對話的美國人總的來說同意他對地緣政治的分析，但一般都會詢問他對於當下問題的看法，例如朝鮮的核方案或亞洲各經濟體的表現。美國人也滿懷期望，希望中國最終能採納與美國相近的政治原則和制度。與李光耀對話的中國人歡迎他關於中國應得到大國待遇的論點，也同意，即使從長遠來看，分歧也不一定必然導致衝突。但是，在他們彬彬有禮的舉止之下，可以感覺到他們聽一個海外華人指點中國應遵循何種行為原則，內心有些不自在。
李光耀認為，美國和中國一旦開戰將是世界末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一定會造成毀滅。除了毀滅，談不到任何有意義的戰爭目標，尤其無法界定何為「勝利」。所以，對從未經歷過他同代人的顛沛流離，可能過於依賴技術或實力的那一代中國人，李光耀晚年堅持發出呼籲並非偶然：
中國的年青一代生活在中國的和平與增長期，沒有經歷過中國過去的動亂。必須使他們了解中國因驕傲自大和過分強調意識形態而犯下的錯誤。必須向他們灌輸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讓他們以謙卑和負責任的態度迎接未來。
李光耀孜孜不倦地提醒對話方，全球化意味著每一個國家，包括（也許特別是）創立了這個制度、書寫了它的規則的國家，都必須學會在一個競爭性的世界中生活。
他在世的時候，隨著蘇聯的解體和中國的崛起，全球化終於定型。在這樣的世界裡，極大的繁榮與嚴重的匱乏比鄰存在，必將激發爆炸性情緒。「地區主義不再是終極解決辦法，」李光耀在1979年說，「互相依存是現實。全球同屬一個世界。」他相信，如果管理得當，全球互聯會造福所有人。
如李光耀在2002年對我說的，畢竟新加坡與世界的融合是它的發展速度超過中國的主要原因。在他看來，冷戰的結束產生了兩個互相矛盾的現象，一個是全球化，另一個是美中之間潛在的戰略競爭，而且這種競爭有導致災難性戰爭的風險。許多人只看到了危險，李光耀卻堅持力行克制的必要性。美國和中國都負有至關重要的義務，必須對兩國關係的成功注入希望並為此採取行動。
只有李光耀早早地預見到了中國的發展給中美兩國帶來的兩難困境。兩國之間的碰撞與摩擦不可避免。這種新關係會加劇它們的對抗嗎？還是它們有可能放棄敵對行為，轉而一道分析和平共處所需的條件？
幾十年來，華盛頓和北京都宣稱後者是自己的目標。但是在進入21世紀第三個10年的今天，兩國似乎中止了對共存的追求，轉向日益激烈的競爭。世界會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那段時間一樣滑向衝突嗎？當時，歐洲外交無意中成了推動世界末日的機器，令一個接一個危機越來越難以解決，直至最後引發大爆炸，將當時所認知的文明炸得粉身碎骨。還是說美中這兩個巨人會找到共存的新定義，一個對它們各自關於自身偉大和本國核心利益的認知都有意義的新定義？現代世界的命運寄托在對此問題的回答之上。 李光耀見解深刻，成就卓著，是少數幾位在太平洋兩岸都受到尊敬的領導人之一。在他政治生涯的開端，他為一個蕞爾小島及其周邊地區發展出了秩序概念。到了晚年，他力勸有能力造成全球大災難的國家明智而為，力行克制。李光耀本人決不會如此自詡，但是這位現實主義老人擔當了「世界良知」的角色。
李光耀的遺產
1990年11月，李光耀辭去總理職務，結束了他漫長的任期。為確保過渡穩定有序，他一點點地從國家日常治理中抽身出來。他辭去總理一職後，先擔任高級部長，然後又擔任內閣資政，在隨後的兩屆總理任期中依然保留著影響力，但逐漸淡出了公眾視線。
評價李光耀的遺產要先從新加坡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非凡增長說起。1965年，新加坡人均GDP是517美元，1990年增長到1.19萬美元，2020年達到了6萬美元。GDP平均年增長率直到進入20世紀90年代許久都保持在8%的水平。新加坡成就了現代最了不起的經濟成功故事之一。
20世紀60年代末，普遍認為前殖民地國家領導人應該保護本國經濟免於國際市場的壓力，並通過國家大力干預來發展本國自主工業。為了表現新獲得的解放，有些這樣的領導人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衝動的刺激下，甚至認為必須讓殖民時期在本國土地上落戶的外國人過不安生。這樣做的結果正如理察·尼克森所寫：
當今時代，評判領導人常常是看他們言辭的尖銳和政治的色彩，而不是他們政策的成功。特別是在發展中世界，太多的人白天聽了一耳朵話，夜裡睡覺卻空著肚子。
李光耀帶領新加坡反其道而行。他擁抱自由貿易和資本主義，堅持嚴格履行商業合同，吸引了眾多跨國公司紛至沓來。他珍視新加坡的民族多樣性，將其視為特殊的資產，不遺餘力地防止外部勢力干預國內爭端，因而幫助維護了國家獨立。
在為他的新社會確定路線的時候，李光耀高度重視文化的中心作用。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和蘇聯領導的共產主義陣營都認為，政治意識形態是決定社會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所有社會實現現代化走的都是同一條路。李光耀拒絕接受這個觀念，恰恰相反，他說：「西方相信世界必然追隨（它的）歷史發展。（但是）民主和個人權利在世界其他地方是陌生的概念。」他無法相信自由主義主張放之四海而皆準，正如他難以想像美國人有一天會選擇追隨孔老夫子。
但是，李光耀同樣不相信這種文明差異無法逾越。不同文化應共存互容。今天，新加坡依然是威權國家，但威權主義本身並非李光耀的目的，而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家族專制同樣不是目的。吳作棟（和吳慶瑞沒有親戚關係）從1990年11月到2004年8月擔任總理。李光耀的兒子李顯龍的能力無人質疑，他繼吳作棟之後擔任總理，現在正逐漸從總理職責中抽身。他的繼任者將由下一次大選決定。新加坡在這兩位總理的先後領導下，沿著李光耀確定的道路繼續前行。
新加坡的選舉不民主，但並非沒有意義。在民主政體中，民眾通過選舉換人來表達不滿。在新加坡，李光耀及其繼任者使用投票作為一種業績評比，讓當權者藉以了解自己行動的效力，因此讓他們有機會根據他們對公共利益的判斷來調整政策。
有沒有另外的辦法呢？另一種更加民主、更加多元的做法有可能成功嗎？李光耀認為不會。他相信，新加坡最初走向獨立之時，和許多其他前殖民地國家一樣，面臨著被派別勢力撕裂的危險。在他看來，存在嚴重族裔分歧的民主國家可能會淪入身份政治，而這又會加劇派別主義。 民主制度的運作意味著多數人（對這個詞的定義五花八門）通過選舉建立政府，當政治意見發生轉變時再選舉另一個政府。但是，如果決定政治意見以及政治分歧的是身份定義這個不可變因素，而不是易於變化的政策差異，那麼民主制度正常運作的可能性便依照分歧的程度成反比下降。多數派會永遠占上風，少數派則企圖通過暴力擺脫自己被壓制的狀態。 李光耀認為，由一群關係密切的同僚組成務實的機構，不受意識形態制約，重視技術與行政能力，不懈追求卓越——這樣的機構開展治理最為有效。他的試金石是公共服務意識：
政治對一個人有特別的要求，必須忠於人民和理想。你不僅是在做一份工作。它是一種召喚，和擔任神職不無相似之處。你必須感人民之所感，必須立志改變社會，改善人民生活。
明天會如何呢？ 就新加坡的未來而言，關鍵問題是持續的經濟和技術進步是否會導致向著更加民主、更加人性化的社會過渡。這個國家的表現若是不如人意，因而導致選民尋求族裔身份的保護，那麼新加坡式的選舉就可能變質，成為一黨獨大的種族統治的證明。
對理想主義者來說，測試一個結構要看它能否達到固定的標準；對政治家來說，要看它適應歷史環境的能力。根據後者的標準，李光耀的遺產迄今為止是成功的。但是，政治家也必須經受他們所創立模式的演變結果的評判。對民意變化的容許程度早晚會成為可持續性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在大眾民主和改良的精英主義之間能否找到一個更好的平衡？這將是新加坡面對的終極挑戰。
如同新加坡剛剛誕生的20世紀60年代中期，今天的世界再次進入了一個意識形態的不確定時期。關於如何建立成功的社會難有定論。蘇聯解體後，自由市場民主自稱最可行的制度，如今卻同時面臨著外部替代模式的出現和內部民眾信心的減退。其他的社會制度宣稱自己能更好地釋放經濟增長，培育社會和諧。在李光耀的領導下，新加坡在轉變中避開了這種鬥爭。李光耀對被他貶為「寵物理論」的僵硬教條避之不及。他一手設計了他所堅稱的新加坡例外主義。
李光耀不是研究治理的理論家，而是不停地依照形勢需要隨機應變。他採取他認為有可能生效的政策，如果發現並不有效，就馬上修改。李光耀總是在試驗各種辦法，學習其他國家的好主意，也從它們的錯誤中吸取教訓。然而，他從來不迷信別國。相反，新加坡必須不斷自問，它是否正在實現由它獨特的地理條件所決定，並由它特殊的人口組成所推動的目標。 用李光耀自己的話說：「我從來不受任何理論的限制。我遵循的是理性和現實。我測試每一種理論或科學的決定性標準是，它管不管用？」可能柯玉芝教給了他亞歷山大·蒲柏的格言：「爭論政府形式的都是傻瓜，只要治理得好就是最佳。」
李光耀創造了一個民族，還確立了一個國家模式。他既是先知，也是政治家。他構想出了一個民族，然後千方百計鼓勵他的國家在不斷變化的形勢中出色發揮，實現發展。李光耀成功地把不斷創造變成了習慣。此法能夠適用於不斷演進的人的尊嚴的概念嗎？
西班牙哲學家奧爾特加·加塞特說，人「沒有本質，他擁有的是……歷史」。在缺乏國家歷史的情況下，李光耀根據自己對未來的設想發明了新加坡的本質，在治理國家的同時書寫了新加坡的歷史。在此過程中，李光耀展示了他的信念的中肯，即政治家的終極考驗是他在「沿著沒有路標的路走向未知目的地」的途中如何運用判斷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