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其人
“环境造就了我。”李光耀去世前3年在一次采访中如是说。他解释道，在一个传统华人家庭中成长的经历塑造了他的个性，使他成为一个“自然的儒家信徒”：
基本理念是，一个社会要良好运转，必须以广大民众的利益为重，社会利益先于个人利益。这是与（强调）个人首要权利的美国原则的主要区别。
李光耀认为，儒家理想是做君子，“孝敬父母，忠于妻子，教导孩子，善待朋友”，但最重要的是“忠君报国”。
李光耀从不和人闲谈。他相信，他来到世上是为了推动本国社会的进步，并为全世界的进步尽一己之力。 李光耀丝毫不肯浪费时间。他来我在康乃狄克州的周末别墅做过4次客，每次都携夫人前来，一般还会带一个女儿。按照先前的约定，我会安排晚宴，邀请正在处理李光耀所关注的问题的领导人和思想家前来，还会邀请一些我俩共同的私人朋友。李光耀利用这样的机会增进对美国事务的了解。我两次在他的要求下带他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一次是参加一位众议员候选人的筹款活动，另一次是出席市政厅会议。我按他的要求，仅仅对别人介绍说他是我的一位新加坡朋友。
我去拜访李光耀的时候，他会邀请邻国领导人和他政府中的高官同我举行一系列座谈。他还会安排一次晚餐会，并和我单独举行讨论，讨论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当时对我俩之中任何一人有所触动的话题，不过从来都不短。所有的会见都在位于新加坡市中心的庄严的总统府举行。我多次访问新加坡，李光耀没有一次邀请我去他家，我也从未遇到过或听说过有谁去过他家。这有点像戴高乐，除了阿登纳，他也从不请人去科隆贝。
我和李光耀共同的朋友圈包括另一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1974—1982年担任德国总理的赫尔穆特·施密特。我们几个人经常聚会（有时舒尔茨或施密特的日程安排不过来，就只有3个人聚）。第一次是1978年在伊朗，然后是1979年在新加坡，1980年在波恩，还有1982年舒尔茨被任命为国务卿后不久在帕洛阿尔托他家的阳台上。我们4人还参加了在旧金山北边的红树林中的一次务虚会。碰巧和李光耀一样不喜欢闲聊的施密特是舒尔茨的客人，李光耀是应我之邀。虽然我们几人对具体政策的看法并不总是一致，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承诺，如施密特对一位德国记者所说：“我们对彼此从来都绝对说真话。” 能和李光耀交谈说明获得了他的信任，表示他在自己修道般专注的生活中给了对话者一席之地。
2008年5月，李光耀挚爱的妻子、陪伴他60年的柯玉芝突然中风，瘫痪在床，无法与人交流。这场苦难持续了两年多。李光耀只要在新加坡，每天晚上都会坐在柯玉芝床边为她大声读书，有时会朗读诗歌，包括柯玉芝喜爱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尽管没有任何证据，但李光耀相信柯玉芝听得到。李光耀对一个采访者说：“她为了我醒著。”
李光耀与柯玉芝 2010年10月，柯玉芝溘然长逝。她去世后的那几个月，李光耀破天荒地几次主动给我打电话，交谈中他说到自己的悲伤，特别是柯玉芝去世给他的生活造成的空虚。我问他有没有和孩子们谈过他的孤独。“没有，”他答道，“作为家长，我的责任是支持他们，而不是依靠他们。”柯玉芝去世后，李光耀失去了以往的活力。他仍然机智敏锐，但不复过去的努力奋进。他始终履行着他认为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直至生命尽头，但他失去了灵感的来源，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
我和李光耀做了近半个世纪的朋友，他在表达个人感情方面一直非常含蓄。最强烈的一次是2009年他主动送给我一张他自己和夫人的合照，上面写着：“亨利，自从我们1968年11月在哈佛不期而遇，你的友谊和支持使我的生活从此不同。哈里。”李光耀对友情和对政治的态度一样，重要的事情毋庸赘言，付诸言辞只会减弱其重要性。
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25年后，于2015年3月与世长辞。世界各地的要人云集新加坡，来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许多亚洲国家的政府首脑出席了他的葬礼，包括日本首相、印度总理、越南总理和印尼总理，还有韩国总统。代表中国出席的是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美国的代表是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和我。我们都曾多次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与李光耀交流过。
葬礼最感人的方面是它展示了新加坡人民与他们的国父之间的亲密联系。在李光耀的遗体接受瞻仰的3天里，数十万人冒着瓢泼大雨排队等候到他的棺椁前致敬。电视新闻频道用滚动字幕通知哀悼的民众去致敬需要排队等多久，排队的时间从未少于3个小时。李光耀把各个种族、宗教、民族和文化聚合起来，造就了一个超越他自己生命的社会。
李光耀希望他的遗产能激励而不是抑制进步。为此，他要求在他死后把他在欧思礼路的住宅拆除，以免其成为纪念场所。李光耀的目标是让新加坡发展出能应对今后的挑战、集中精力面向未来的领导人和机构制度，而不是崇拜自己的过去。他在一次采访中说：“我能做到的只是确保我离开时，机构制度良好、坚实、廉洁、高效，政府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
关于他自己的遗产，李光耀从来都采取冷静分析的态度。他承认有遗憾，包括对他担任国家领导人时采取的一些行动感到后悔。“我不是说我做的一切都对，”他对《纽约时报》说，“但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高尚的目的。我不得不做一些恶事，比如不经审讯就关押人。”他引用一句中国成语说，“盖棺论定”，意思是等到一个人的棺材盖盖上之后，才能对他做出判断。
今天，李光耀的名字在西方已经开始淡出人们的记忆。但是历史比当代传记更加悠长，李光耀的经验之谈依然值得迫切注意。
当今世界秩序同时遇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挑战。一是宗教派别的激情压倒了传统的组织结构，致使整个地区陷入解体；二是合法性主张互相冲突的大国之间敌意日益加剧。前者可能会造成混乱的扩大，后者则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流血。
李光耀的政治才干在这两种情况中都大有用武之地。他一生的努力证明，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博取进步和可持续的秩序是可以做到的。他在新加坡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所作所为恰似指导课，教人如何在多种观点和背景并存的情况下培育相互理解和共存精神。
最重要的是，李光耀的治国经验说明，决定一个社会命运的最重要因素既非物质财富，亦非其他衡量实力的普通标准，而是人民的素质和领导人的远见。如李光耀所说：“如果你只看现实，就会变得乏味、庸俗，就会失败。因此，你必须比现实站得更高，说‘这也是有可能的’。”
